人生的跨越

　　1968 年 11 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都应该欢迎他们去。”一个伟大的声音传 遍祖国的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狂热的红卫兵运动被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1968 年 12 月，杭州第一中学（杭高），以班级为单位的上山下 乡报名热潮席卷校园。在校革委会 ( 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当时属学校最高权力机构 ) 的组织下，杭一中首批赴桐庐县插队落户的 357名初、高中老三届毕业生，很快被安排了下乡，去位于桐庐县西北边缘的岭源、合村、怡合三个公社。其中分派到合村人民公社的绝大部分知识青年是高中生，只有少数初中生，如现任中纪委委员王建宙等同学。

　　1969 年 1 月 13 日，一个雪后放晴的日子，校园里彩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欢送下乡知青的同学在北风中挥动着“红宝书”。家长来了，弟妹来了……似乎很少有鼓励，也没有送别仪式，更多的则 是泪水和辛酸，沉默和悲伤。

　　次日上午 10 时许，由桐庐县派出的 7 辆大客车和 3 辆大货车，运载着杭一中首批知识青年及其行李，缓缓驶出饱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校门，沿湖滨、过月轮山、经富阳、转高翔、折分水，分别到达怡合、合村、岭源，时间为下午 3 时许。分配在合村人民公社的100 多名知青，在中学操场上受到了当地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 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谢雷银按名单将我们分到陈村、前柏、后柏、大琅、合村、合强、琅玕、麻境等 8 个生产大队。该公社的金星、支援、大溪、牛水坞等大队因地理位置较偏僻暂未安置。

我等落户在合村大队的 15 名知青，在第三生产队徐寿坤家集体用饭。菜尚丰盛 ：龙须面、萝卜打底，红烧肉铺面。肚子饿了，再加上头一回吃农家菜，心情蛮舒畅，食欲也不错。饭后稍事休息，5时许，我们一一被房东 ( 公社、大队预先安排的农户，大都是贫下中农 )领去。从此，杭州人成了桐庐人，学生也自然成了农民。 　　

这一天，我们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重大的转折，人生实施了第一次坎坷的跨越，将直面脱胎换骨的挑战。

人生的炼狱

想象中的农村，一定是杭城青年在新的天地，继续扮演“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闯将”角色的舞台。但农民不信这一套，一个男正劳力干一天活只有 10 个工分 ( 当时农业学大寨，出勤一天，满分为10 分，一般封顶 )，折合人民币六七角或三四角不等。而年轻的妇 女队长只有六分半，连糊口都不够。 　　

想象中的农村，业余文化生活虽不能跟杭州同日而语，但至少也能一星期看上一场电影，至少也有—个图书馆、俱乐部什么的， 至少也有一个知青聚会的场所。但当时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落后，连生产队开会都放在社员家里，更别提有什么活动场所了。 　　

想象中的农村，不讲有洁净宽阔的村道，但起码有一盏盏明亮的路灯 ；不讲有畅达的信息渠道，但至少有便捷的交通线路。但现实是，4,000余人的公社仅有两辆自行车 ：公社一辆，邮电所一辆。60 年代中期，有个合村手工业社的职工朱岩来买一辆“永久”牌自 行车，着实吸引了几千人的眼球。

　　扑入我们眼帘的却是 ：山，光秃秃 ；田，高下错落 ；路，弯弯窄窄。一年到头，社员的口粮，只能兑现 75％ ；他们一年四季背负蓝天面朝黄土，流血流汗赚到的工分充其量为 200 元，多子多女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倒挂”。不少社员家“辣椒作油炒，火炉当棉袄”。

七八岁的男孩还穿着开裆裤。合村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一位社员，穷得连草鞋都买不起(当时售价为0．05元一双)，上山砍柴只好光着脚。 我说他真本事，他回应我的只是苦涩的笑。 　　当时的合村，一切农活全靠人背、驮、挑、抬。我所在生产队仅有的三头水牛，竟要承担 130 多亩水田一年三茬的耕耘任务。 　　

这就是 60 年代末期合村的真实情况。 　　

面对这样的现实，杭一中的知青是怎样想的呢？从小就拥有较 优越生活条件的杭州人的子女，又是怎样做的呢？ 　　

某日，阴天，气温零度。地点 ：琅玕溪。工种 ：放排。社员 ： 洪光潮等四位农民和唐婴、竹正功、刘力行、徐宁四个知青。上午8 时许，木排被菅棘柴牢牢扎紧。知青和农民合力将两三千斤重的 木排推进激流，竹篙一撑，木排驮着人随波逐流，朝着桐庐东门头漂逝而去……放排这种活，安全系数小，但这微不足道，值得挂齿 的是这四名知青从上午 8 时至下午 4 时，连续八个多小时赤着脚，浸在水里。如果说赤脚的滋味对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也许 是一种新鲜，那么在冬天的冰水里浸泡这么长的时间，脚趾冻得全然麻木，依然斗志昂扬搏击飞流，那才是真正的炼狱。曾一起放排、后任桐庐县印渚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的饶洪荣同志每每念及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 ：“这批杭州知青是最吃得起苦的 !”

　　插秧是农村中最重要的活儿，也是一个农民必备的基本功。社 员们告诉我 ：“当了一个农民不会插秧，就拿不到正劳力的工分，会被人看不起。”但要学好这活儿绝非一日之功。杭州知青素有“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当时铁着心，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学会了插秧， 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

　　岁月倒流……

　　1969 年 5 月，插种早稻。这是我第一次下田。“种田王”何巧 成率先“伏茬”（先插上数十棵秧苗，作为别人的模式 )，几分钟后， 七八个农民依次站在巧成两侧，摆开阵势，“刷刷”、“刷刷”，顷刻， 水田成了绿地毯，我呢  自然站在最边上，连脚都挪不动。人家一 茬出头了，我仍“插”在田里，累得腰酸背痛膝麻，两眼冒黑。待 我出了头，拎起脚一看，脚背脚跟一片漆黑，原来田蚂蟥集中兵力 向我这个落伍者进攻，足有十几条，叮得我鲜血直流。长这么大还 没流过这么多血，没有胆怯，更没有放弃，坚持学练，就这样，一

次次弯腰，一回回流血，坚持了三个多星期，同社员们一起，如期 完成了全队的早稻插种任务。“双抢”时节，40℃的高温下，田水烫 得人满脸顿起“鸡皮粒”。下田后，我摆好步子，拎起秧把，左手中 指、拇指协调分苗，右手接之，随即入土。不知哪来的潜能，时而 顺插 ( 从左至右 )，时而逆插，顺插也快，逆插也快，而且行距匀称，株正苗齐。这时，我不再落后，还会反超老农。难怪在隔田里拔秧 的潘大娜、王姣风等妇女社员看着我的架势，窃窃私语道 “：真古怪，知识青年会学得介快！”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不但第一次领会了“皇天不负苦心人”的真谛，而且深刻地领略了“熟能生巧”、“巧能生华”的灿烂。

　　1969 年 7 月 4 日，天空低垂，大雨滂沱，山洪暴发，百年未见 的“七•五”洪水重创桐庐。位于麻境村境内的麻境水库，水位节节升高，随时有毁坝泄洪的危险。公社革委会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库坝冲毁，立即广播通知下游社员迅速撤离。公社派人在水库 左侧山坡上搭了一间草棚，安装了电话机，命令我和另两位青年社 员日夜驻守，随时报告险情。公社李金惠同志再三叮嘱 ：“要死守 !

如有重大险情，立马报告 !”我们顿时感到责任重于泰山。想想也是，万一不测，坝下数千亩良田将顷刻夷为平地暂且不论，麻境、合村、大琅、合强、琅玕，还有下游的前柏、后柏、陈村三四千老百姓的 生命和财产，将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死守岗位，不敢有丝毫懈怠。白天好受，夜晚难挡。后半夜三点钟，雨依然“倒”着，水位依然升着， 我们的心依然“吊”着。蚊虫不断地向我们袭来，最可恨的还是瞌 睡死死地缠住我们不肯离去。“怎么办 ”一个青年社员想到了办法， 去附近社员家要了几只朝天椒，一人一只，待眼皮打架的时候，舔一舔，效果极好。但老天啊，24 岁的我从来没尝过辣椒的滋味，何况这还是“头等”辣的朝天椒啊！结果瞌睡是跑了，但嘴唇辣得火 烧火燎，舌头辣得失去味觉。7 月 6 日凌晨，雨渐止，水位渐降。傍 晚时分，我们接到了公社革委会撤回的通知，于是带着满身被蚊虫 叮咬后留下的伤痕，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了房东家，倒床就睡。7月 8 日，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合村、大琅、合强三个大队的 40 余名社员来到水库大坝上，投入了加固大坝的紧张劳动。我作为一名 被派社员，自然也融进了那热火朝天的工地……

　　当时我们知青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真够人一辈子刻骨铭心 ：一日一顿米饭，两顿掺有萝卜或番薯丝的稀饭，看着房东家空空的谷仓，口里真咽不下饭。整日整月青菜、腌菜、萝卜当家，偶尔还 吃些野菜，一个月能吃上一两顿猪肉就算是条件好的房东了，猪肉大多是肥的 ( 当时肉价每市斤为 5 角 2 分 )。像我这样发奋的知识青 年，第一年出勤 297 天，次年 301 天，第三年 304.5 天，按第三年 的底分9.5分计算，一年不过3,000工分。三年的分红值一般处在0.76元至 0.65 元之间。这样，即使天天出工，年收入也不过是 200 元左右。 扣掉口粮 ( 含番薯、大豆等杂粮 ) 钱、节日预支的钱 ( 单人户的一次 只能预支 0.5 元 )，到年终最多分到 100 来元。可怜的是还兑现不了， 只能拿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就这样，也可以回杭州过年了。钱虽少， 但挺兴奋，因为我们终于能够自食其力了 !

　　1972 年 1 月 3 日，我步入了自己人生中另一段重要的阶段——教育生涯，先后在怡合、合村、印渚、分水等乡镇中学任教，历任 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员、桐庐县中学语文教研大组副组长、 学校教务主任、政教主任和校长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