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文臣崔溥从济州岛下海，返乡奔丧，遭遇风暴。船儿在海上漂流，十几天后，九死一生，来到浙江宁波所属的下山。

在下山，崔溥一行，遭到一群强盗的打劫。然后，强盗又把他们放回大海。

船儿继续随波逐流，终于抵达台州府临海县牛头外洋（即今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当地人误以为倭寇，暴揍他们一顿，抢走马鞍、斗笠等物，并扭送至海门卫桃渚所城。经过审问，才知并非倭寇，而是我大明藩属朝鲜国的忠臣孝子。于是报告朝廷，最终决定护送崔溥一行，经由宁波、绍兴、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再经辽东回国。一百四十八天后，全体成员回到祖国朝鲜。

天朝上国，果然是礼仪之邦。在崔溥离开临海前夕，陪同的官兵，曾经特意绕道，来到崔溥遭劫的地点，将被土人抢走的马鞍，赠还给他。这让崔溥由衷感慨江南人心敦厚、风气柔弱，即使盗寇也有底线，只越货，不杀人，甚至也不匿藏赃物。

当时的朝鲜士人，没有机会来到江南，这段传奇经历，崔溥写成了《漂海录》，流传至今——读过书的人知道，宁波的强盗头子，在打劫之前，甚至自称“我是观音佛，洞见你心”，真可谓“盗亦有道”。

崔溥一行，离开浙江后，沿运河北上，经过山东武城县，见河中有尸体漂浮，触目惊心。陪同人员对崔溥说，大凡中国人心，北方人强悍，南方人柔顺，宁波的盗贼固然坏，毕竟是江南人，不像北方人，不劫则已，劫必杀人，“今日所见漂尸可知矣”。

南北方的差异，想必给崔溥留有深刻的印象，在《漂海录》中感慨再三，书末特意安排了大段的分析、总结。本来只是个人的体验，一经概括，笼而统之，做出“全称判断”，说江南人如何如何，北方人又如何如何，活脱脱一副“地图炮”的模样，犹如今天的某些北方人，揶揄南方人文弱，说南人吵架半天，也不动手，不像我们北方人豪爽，凡是动手能够解决的问题，何必讲理呢。

类似的“地图炮”，古已有之。南宋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淮河以南，民风柔弱，不出武人，缺乏好兵源。

宁波东钱湖的南宋勋臣大墓，墓前的石人石马，雕刻精美。我有位考古学家朋友，东北人，经常拿我这个浙江人开心，根据他的研究，南宋早期的石将军，孔武有力，虎虎有生气，南宋后期的武将，造型趋于柔弱，笑容可掬的样子，赳赳武夫，竟然装斯文。为了增强说服力，朋友还引用南宋张端义《贵耳集》的记载：“德寿、孝宗在御时，閤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以来，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閤门，其声皆鲍鱼音矣。”——南宋高宗、孝宗朝的庙堂礼仪，由北方人镇殿，赞唱传呼，声音洪亮，后来改为宁波、台州、温州、绍兴人，声细不可闻。

哈哈哈！这种“黑”浙江人的段子，我见多了。南渡之初，有很多北方来的“地图炮”，对江南风物横竖不满意，比如庄绰《鸡肋篇》中有的是类似的段子。

“地图炮”的逻辑罩门，在于以偏概全。其实，浙江大地从来不缺乏尚武的传统。遥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越人素以彪悍著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逐鹿中原，强悍不驯，令人生畏。

回到崔溥《漂海录》的时代，浙江也多骁勇的战士。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的主力部队，主要由义乌兵和处州（丽水）兵组成。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对训练浙江兵源颇有心得。他认为台州、温州、绍兴人，人性伶俐，虽然不是顶级勇敢，但能吃苦，守城扎营，最为合适；处州的矿徒，素习争斗，性情彪悍，且守信义，美中不足者，只是韧性不足；金华义乌兵，勇敢、坚强、有血性，论彪悍，或有不及处州兵，但能做韧性的战斗。

总之，只要因材施教，合理训练，浙东民众都能成为强兵。何况浙人心灵手巧，善于使用并制造火器。浙江的鸟铳，品质一流。

这就是戚继光特别倚重义乌、处州兵的原因。后来，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镇守北部边塞，特意上疏征调三千浙江兵，守卫蓟州长城——那里的“燕赵之地”，本来多出慷慨悲歌的壮士。浙江人的英勇善战、刻苦耐劳和聪明才智，真是有明一代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

文章原名《地图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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