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知青在农场劳动生活，面对两位领导：主任和场长。主任权力最大，相当于书记。 　　

场长是位务农好手，在知青心目中无异于高级农艺师。他言语不多，平时只讲几句切中要害的话。场长酒量大，食堂每次供应红烧肉那天，他把一杯二两白酒，能一口下肚，还要再添一次。他有句口头禅时刻挂在嘴边：“读书忌考，务农忌铲豆草！”场长认为：用角齿锄，把豆苗或玉米秧苗中的草除掉而不伤及秧苗，是农活中的真功夫。早上锄草，他在地头告诫知青：必须掌握锄草技术。他丝毫不怜惜知青的体能，认为青年人超出自身体力干活是锻炼的好方法。所以一旦发现有知青担子挑不动了，他会嘲讽地说 ：“我儿子十岁就能挑一百斤重的担子！”他把女知青的生活也看的很简单， 不管她们出于何种原因，只要有人出不了工，便不管三七二十一， 在地头大声地说 ：“有什么病？还不是姑娘病！”引得大家嘻嘻笑。 知青们既“恨”又敬重他。女知青常在背后有意拿他相貌上的缺点演绎说笑。

和场长相反，主任沾酒就上脸，干农活也比不了场长，但口才好，作报告水平高。他没上过学，扫盲时认识了几个字。他是那时“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主任拥有众多的政治地位：公社革委会委员，农场主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管理商店的代表。他上十字街，人们频频和他打招呼。由于孩子多，主任家庭生活依旧艰难，常穿件半新不旧的黑棉袄，不苟言笑的神情配上这么件衣服，对他来讲显得很恰当。他除了在农场作报告，适当的时候还给学生作报告，给供销社社员作报告。讲话时，主任站在队伍前，把一个本子拿在胸前，上面没有记录，只当架势，眼盯前方的一个点，通过一二三四五， 把内容分条析理地传授给大家。假如有人发笑，他能用更严肃的神 情和更高的调门把笑声压制下去，然后恢复原样，把内容继续讲完。 　　

主任心地善良，关心知青，劳动时不准他们逞能伤及身体，但生活上不允许谈恋爱。他曾指着小水对广大知青说“：小同志年龄小，没有妈妈，是你们的阶级兄弟，大家要关心他，不许欺侮他。”主任乐意知青约他一起吃饭，上了饭桌正襟危坐，如给他灌酒，他不笑也不恼。他认为，无论什么场合，散漫都是不正经的举动。知青能从他善解人意的话里，得到心灵的慰藉，更能感受到贫下中农淳朴善良的品德。

主任和场长除了开会，两人很少单独交流。场长布置生产，主任照着去做，没有闲言碎语。但场长内心却惧怕主任，说话中，哪怕主任咳嗽一声，场长也要停下，看看主任的脸色再讲。 　　

场长和知青爱好相同，喜欢看故事片，主任只看样板戏。多数时候，其他人去街上看电影了，主任和几位老职工则在农场值班。知青们看完电影回来，他就要求团支部组织他们结合生产劳动写观后感。 　　

基层领导和知青促膝谈心。

当时，农场结合形势，规定半月开一次会。办公楼门前的晒场上，全体职工、知青朝着黑板墙坐成五排，先听主任作时事报告，然后 场长总结前半月的生产情况、布置后半月的生产任务。这一天，知青们可以停下农活，忙着布置会场——主要是出黑板报、搭坐凳。

负责出黑板报的是一位杭州知青，他高高的个子，棱角分明的脸上架一副眼镜，是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在农场，这位知青不但劳动好，人品好，而且很有政治觉悟。他能把工农民战

天斗地的光辉形象，用大幅版面，拿粉笔以版画风格画在黑板上，再加上报纸摘要、知青们写的心得，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情壮志，渲染得淋漓尽致。学校组织师生来农场参观劳动，除了主任作报告外， 他还要代表全体知青为师生作有关“扎根农村、奉献青春”的演讲，在师生中很有威望。

　　那时，电影在公社的院墙内放映，下雨才进会堂。放电影那天，街上的人们一大早就把长凳搭进院里占个好位，杭州知青便各自约定街上知青帮自己占个座。当时，知青们喜欢看一部朝鲜彩色故事片《摘苹果的时候》。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爱，以及在劳动岗位上表现出的热情与智慧，片中美丽的女主角和艳丽的色彩，使处于青春期的知青们看得如痴如醉。

四

　　1977 年，农场的大部分知青在公社组织下，参加了高考。此时，农场管理开始松懈，人心浮动，知青也开始忙于自身的事物。期间， 在农场的杭州知青出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一天夜晚，较远两个村的五名杭州男知青，来农场闹事。他们借口交换高考复习课本，走进一名农场女知青的宿舍。得知消息，主任和场长带着几位男知青赶到女知青的房间。原来来人中为首的男知青和那位女知青是旧相识，他要求女方同他一道回杭州分配工作。他的父亲是刚落实政策的一位领导干部，如今重新上任，于是就给儿子和未来的儿媳作了工作安排。出乎意料，女知青不愿意，男知青于是带了四名同伴，来农场向女知青施加压力。农场男知青看不惯此人盛气凌人的做派，认为：既然女方不接受，干嘛强迫！结果摆开阵势对立了起来。而那人在同伴的壮胆声中，从袖口甩出匕首，使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主任见势不妙，试图说服 他们 “：不要激动！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是阶级兄弟，不能打架！”

那五名知青根本不听这一套，最终刺伤了一名农场知青。两小时后， 赶往公社报告的小水领着公社六名干部，由人武部长带队，来农场 平息了这场事故。主任被叫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革委会主任叹息 道：“想不到‘上山下乡’运动即将结束，还赶上这样的事！”

另一件是，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和附近农村一位长相英俊的裁缝相恋。当时裁缝是当地农村地位较高的手艺人，他们衣着考究端庄，由别人扛着缝纫机，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串户为人做年节衣服，喝好茶吃好饭，因此是农村姑娘追慕的对象。农场的这位女知青爱上了这位裁缝。她避开人们的视线，总偷偷摸摸朝附近村子里跑。结 果，某天夜晚两人在柏树林里被民兵逮牢。本来村里人包括大队长，对女知青都很尊重，男方的父母也疼爱女知青。但大队长担心裁缝 的处境，男方弄得不好就是“破坏上山下乡罪”，因此极力阻挡此事。大队长通知主任去领人，可是主任赶往村里，女知青死活不肯跟主任回农场，她责问大队长和主任 ：为什么不许她与贫下中农结合？问得两人目瞪口呆。主任提醒她 ：“农村苦，还是杭州有前途！”女知青还是被带回了农场，但最终还是和裁缝结了婚。改革开放后在 街上开了家缝纫店，生意红火。 　　

高考结束，两名杭州知青和一名街上知青考上了大学，随后知 青开始陆续返城，街上知青也一个接一个被安排工作。 　　

一天，小水跟我来家，住了两个晚上。高考和返城的骚动似乎与他毫不相干。两年的锻炼，使他经历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认识了许多事物。虽然中间没有家人来农场看过他，像一个弃儿，但农场的大家庭养育了他，教育了他，使他成长为一个能吃苦的成年人。妈妈曾经向农场主任建议：把小水转为农场职工。主任对妈妈说“：回杭州是正道！农场就要撤了！”不知什么时候，小水也终于回了城。

　　1978 年我参加了工作。随后，杭州知青和街上知青全部离开了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