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江县是北大荒的一部分，位于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会合处，北面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隔江相望，总面积 6,164平方公里，当年的人口是 3 万，全国人口最小的少数民族赫哲族就聚居于此地。 　　

我被分配在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在同江的头一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一顶狗皮帽，威风得像杨子荣，猥琐得似小炉匠。当三天三夜的火车把插队者倾倒在福利屯车站，我们在冰雪里着装，相互指点，戏谑，谁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狂喜。 　　

也许是一杆冲锋枪，由于北疆发生重要军事行动，边境第一线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知青们皆编入基干民兵行列。出操、打靶、站岗、放哨，一度成为常规，“乐在天涯战恶风”的诗句与“马革裹尸还” 的誓言到处可闻。 　　

也许是一张大煎饼，有人错把它当成蛋卷，吃得耳根生疼。4 月 10 日，三村公社红光大队跑荒，烈火燎原上百里，全县人民紧急动员投入扑火的战斗。在两天两夜的饥饿疲乏时，老社员将仅存的一 张煎饼递给我，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也许是一个防蚊帽，戴在头上恰似蒙面剑客。当地人说 ：“从早到晚三班倒，蚊子、夏蠓和小咬。”它们轮番进攻，让人防不胜防，无处躲藏。我就曾经一巴掌打死过 35 只蚊子。然而，戴上蚊帽却又气闷无比，还严重影响视力，干起活来很不方便，常常使我处于尴尬境地。

　　提起我在劳动中出的笑话就更多了。夏天铲地跟不上趟，越掉在后面越着急，不是把苗铲了，就是把草留下来。铲苞米地时，当地农告诉我：“长的是草，短的是苗，只要把长的铲去，把短的留下就行了。”我在铲谷子地时，见长的就铲，见短的就留，结果把苗统统铲去了，把草全部留下来。还有一次铲黄豆地，我分不清黄豆苗与水红棵（野草），也不虚心向农民请教就铲过去了。回头看看，苗倒是留得很齐的，其实没有一颗黄豆，全都是水红棵。社员们跟我开玩笑说：“老龙铲地真干净，留下水红棵一崭齐。”在农民手把手地教育下，我好不容易学会了铲地，也跟得上趟了，但一到麦收时节又成了生手。我捆的麦捆又乱又松，脚一踢就散开了。社员一人 能捆 16 捆，我捆 6 捆还要让收割机撵脚后跟。即使像最简单的磨镰刀我也不会。社员说：“磨镰如打虎，只要三五础。”“嗖嗖”几下子就磨出来了。而我呢，慢腾腾地磨了半个钟头还磨不开刀刃，到头来只得请人代磨，这使我真正体会到和贫下中农相比，我这个大学生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所在的三村大队有 6 个生产队，一千多口人。安排到这里的知识青年有 146 人，除了小部分杭女中的学生外，大部分都是杭一中的学生。大队党支部通过我做知青的工作，充分调动了这批新社员建设边疆农村的积极性。我主要的工作有：帮助大队办起了宣传栏《反修前哨》、宣传橱窗（图片）和读报栏，编了一部村史，举办了一个“战备教育展览会”。这个展览除在本大队展出外，还先后到头村、二村、拉起河、战备公路、五七干校、乐业公社、街津口公社等地展出。另外还协助大队调整、充实了文艺宣传队，排练了大型歌剧《井冈山道路》四处为社员演出，一时轰动了同江县。

　　在一次评工会上，我听到一个姑娘责怪她的同伴是“老鼠舔猫 腚——溜须不要命”；而她的同伴也反唇相讥：“你不要放屁带沙子——连讽（风）刺带打击！”前者骂后者“：你是老母猪啃碗碴——一肚子名（明）词（瓷）。”后者斥前者“：你是山东的尿壶——嘴硬。”听她两人拌嘴，就像听精彩的歇后语交流。于是，我产生了记录群众语言、学习群众语言的愿望，无论走到哪里，不管干什么，我都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听到便记。诸如“鱼越放越臭，猫越蹲越馋”“，看人下菜碟”“扁嘴鸭子会说不会干”等等。贫下中农看到我如此有心， 也热情地为我提供“样品”。铲地之时，铲着铲着，突然停下锄头问：“你知道‘四大红’、‘四大黑’吗？”我回答：“不知道。”“那就掏出你的小本本记下来吧：大庙的门，杀猪的盆，大姑娘的带子，火烧的云……”开会之前，围在我跟前，几支“喇叭筒”（一种纸卷的烟）齐烧：“你要不要干农活的谚语？”我忙答：“要。”“那就摸出你的钢笔记下来吧：家里土，地里虎；谷老一时，麦熟一晌；宁舍一碗金，不舍一日春……”饲养员、车老板都以我记录他们的语言多而骄傲，什么“三分喂手，七分使手”、“赶车三着眼，出门四不赶”、“受得片风，受不得线风”等生产知识与生活经验，都记入我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