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在家里待了一年都没工作，日子过得很无聊。到1966 年 8 月 26 日，“文革”刚开始那年，16 岁的我便随着一千多名社会青年（当时对没有固定工作青年的称谓，其中年纪大的已经 二十六七岁了）到余杭乔司农场青建一场五中队，开始了我的下乡经历。

偷摘黄金瓜事件

　　当时，管理我们的是留下来的劳改干部。大概是管惯了劳改犯的缘故，起初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劳改犯，看我们的眼神和跟我们说话的口气，都高人一等。刚去的那几天，天特别热，可劳动回来还不准我们随便离开围墙大门到旁边的河里去洗澡。我清楚地记得，到场后才几天，发生了一件因知青口渴偷摘黄金瓜的事件。当时那些干部为此事大动干戈，紧急吹哨叫我们全体集合。劳改干部们全都板着脸在会场周围来回走动，不时大声吆喝几句，还把那个偷摘瓜的人押上去，让他头上顶着这瓜，交待自己的“罪行”，接着就是一顿劈头盖脑的训斥。那阵势、那场面吓得我们动也不敢动，几个年纪小点的女知青还偷偷地抹了眼泪。事后，一些年纪大点、阅 多的人去和他们理论，说我们是知识青年，到农场是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是劳改犯，你们怎能如此对待我们呢？后来上级也知道了这事，他们的态度才开始有了转变，其中有些人后来还和我们交上了朋友，直至今天还有来往呢。

一场欢喜一场空

　　记得到场后第三天，场里放映了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电影，内容记不得了，但那些身着绿军装的农垦战士的生活情景，深深地吸引了我们。那个年代军人是最受人尊敬的，能穿上绿军装是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啊！农场劳动虽然吃力，100 多斤的粪担要挑一两里路，几十斤的药水桶一背就是几个小时。大热天的，粪啊、药啊熏得我们简直要吐出来，对这些我们都能忍受。但在部分市民眼里，去乔司农场有一种被扫地出门的感觉。唯一能改变我们处境的， 就是有一天能穿上军装，成为像电影里的农垦战士。可我们能实现这个愿望吗？

　　第二年农场要改制，当时四个分场（有四千余人）和萧山、余杭等地农场知青联合起来，向上面打报告，一致要求成立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几经折腾，想不到这个愿望竟实现了。上头还派来了一些现役军人来担任连长以上的干部（后来又来了批复员军人当副连级或排长一类的干部），中队改称连，场称营，总场为师部，我们五中队全称为：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一营十二连。多日的梦想成真，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恨不得上级明天就发军装， 大家说穿上它先去拍个照，然后寄回去让家里的人也高兴高兴。大家还一个劲地问：发不发枪，有没有帽徽的？新来的连长、指导员被我们问得难以回答，只好说等候命令吧，兵团嘛，还怕没枪扛？只怕将来要你们上前线，那时可不许哭鼻子哟！

　　可几个月过去了，连帽子的影子都没有。上头文件姗姗来迟，得知上级的精神后，连长又安慰我们说，不穿军装不扛枪，你们还 是战士嘛！不信？你们的信封上不都写着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嘛！我们这才明白所谓兵团仅仅是块招牌而已，待遇仍旧是农场，一切照旧，换汤不换药，大家的心这时才彻底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