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农场里的一次秋收

　　1974 年底，乔司又恢复为劳改农场，人员都到别的地方安置。我们连一半人到平山农场，一半人到长乐林场，我们班则调到平山农场狄家山队。从原先种棉花、黄豆的，一下子改行种水稻，从平原地区来到山区，这变化可真大啊，不少人为此还哭了鼻子。六月里的双抢，对我们是一种新的考验。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滚烫的田水，还有可恶的蚂蟥。打稻脱粒也不好受，一打稻浑身就痒得难受。两年过去了，我们也慢慢适应了狄家山的生活。休息时爬到高山上，看看山下的一垄垄的田地和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宿舍，觉得如同在画中似的，还真有一番别样的情趣呢。

　　转眼到了 1976 年，这年现役军人都回部队了，兵团又变回农场。知青中有“背景”的通过各种路子回了城，而留在那里大的都是些没权没势的寻常百姓子弟。场里一时人心浮动，看不到什么前途，也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调回去？但自己爹妈没本事。不走留下来继续和泥土打交道？不知要干到何年何月？大家的思想不稳定，这年农场的秋收，那种混乱局面就可想而知了：打稻机前，净是些农家大嫂围在那里替我们干，割稻的也是她们。而作为农场的主人——知青，则坐在田埂上休息聊天，嘴里抽着农家大嫂“孝敬”的香烟，女的则吃着大嫂们带来的瓜子和番薯，口渴了还有甘蔗给我们解渴呢。照农家大嫂的说法，太阳晒晒瓜子嗑嗑，那才是皇帝老爷过的日子。一群十二三岁的少年则懒洋洋地在我们指挥下给稻草打秸，更多的则是在那儿拣穗头。我问他们为啥不去读书？他们说早不读了，到队里干活又不到年龄，只好到农场来拣点谷子回去过年时好打年糕。

“靠山吃山，靠农场吃农场”，这是当地一些农民的口头禅。原来这些不请自来的附近的农民，这么卖力地给我们干活，自有她们的如意打算：你们农场是吃皇粮的，收多收少不搭介，反正有工资好拿，何必吃吃力力干活呢？而我们农民就不同了，人多地少，队里分点粮食还不够我们吃的呢。要打点年糕过个年不指望你们农场还能指望谁呢？ 　　

大嫂们干着、说着、笑着，有的还故意说些“疯话”，借机麻痹我们，好多带些稻谷回家。太阳渐渐没了热量，打稻机的声音也停了下来，放眼望去，整个田畈就像洗过似的干净，只有一个个稻秸 好像卫兵似的整齐地立在那儿。有人说，如果这时上面来检查的话肯定能得到表扬。有的说，呸，他们自己走门路调回去还来不及呢，来检查？他们才没有吃得介空呢。收工时，组长踢了几下麻袋，有些担心地对正在把一棒棒谷子放入自己麻袋的农家大嫂说：“你们手下留点情，也别太放肆了，就剩下这点点东西我们回去如何交代？”

一个大嫂拍拍他的肩膀，又朝旁边那块地指了指说：“慌什么？你看你们队长那组比这里收的还少呢。”组长无可奈何地朝她看了看，然后趁机拍了拍她那肥厚的屁股说：“那你晚上等着我，多弄点酒菜，你那袋少说也有个 20 斤吧？”那大嫂不怀好意地笑笑：“只怕你没这个胆，我家老公正磨着刀等着割你那东西下酒呢。”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

　　说起来我们男知青和当地农民关系一般还是好的，收工后也常去农民家坐坐。1974 年以后，为大龄青年考虑，娶当地农村姑娘的，场里可以迁户口安排工作拿工资。这消息对平时几乎见不到钱的她们颇有吸引力，后来有四个当地姑娘，还真和我们队里的知青结了婚。 如今他们儿孙满堂，生活过得还蛮不错呢。

再见了，狄家山

　　转眼到了 1977 年，上面有了“知青可以顶职回城”的政策。大家那个高兴啊，老天爷总算开眼了，我们这回也算熬出了头，我们可以回杭州啰！大家算了算，这次我们队大约能走掉一半人还多。那个时候，地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干活的。能回去的人赶进赶出忙着看朋友和办理回城手续，不能回城的人则懒洋洋地呆在宿舍里。队里的头头自己也是回城中的一个，到了往常的出工时间，他只是象征性的吹几声哨子应付了事，至于地里有没有人在干活就不管了， 反正在的人都记出工。等我也办好回城手续，整个狄家山已显得冷冷清清，好在秋收早已结束，否则地里的稻子可能全被当地农民收去了。细细算来，我们这个队原先共有 56 个人，七个温州人去年就走光了，1974 年前后，还走了一些搞病退的、走后门的，加上现在顶职的，整个队留在那儿的十个都不到。两年后，又有三人根据政策（大龄青年尚未结婚的也可以回城）回了城，留下的也全调到场部， 不是坐办公室就是去场部麦乳精厂工作，狄家山的土地则承包给别人经营了。

　　再见了狄家山！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了我们多少辛勤的汗水，一旦要离开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是你那清清的泉水、苍翠的群山、富饶的农田，养育了我们三年多。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还会再来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