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嘹亮的歌声， 激励着校园内的高三、初三学生。到宁夏去还是到浙江农村插队落户，是当年毕业生的选择。因为我母亲不同意去宁夏（当时去宁夏需符合两个条件：本人自愿和父母同意），我的志愿未能实现。

1965 年 9 月 10 日，天刚蒙蒙亮，我扛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养育我 17 年的父母，告别美丽的杭州，登上南星桥码头的拖轮，走了整整六个小时的水路，来到桐庐县凤川公社梅山大队插队落户。 　　

梅山大队由四个自然村组成，村落间相隔不远。汹涌的大源溪、滩上满地的鹅卵石、古老的石井及清澈的井水是记忆中的美景。而大片的庄稼，是农民生存的唯一资源，播种、收割持续着他们的生命。从此，我们将与他们一起共同生活，共同生存。 　　

刚到农村几个月，正是晚稻即将收割的季节，队长分配我们去稻田赶鸡。太阳还没升起，我就背着长竹竿到村边赶鸡。因为这些田坐落在别队的村落边，农家的鸡、鸭、猪甚为疯狂，肆意糟踏着庄稼。你赶了这边，那边成群的鸡鸭又蹿了进去。你赶得起劲，邻村的农妇埋怨得也起劲，甚至会骂几句你听不懂的土话。早出晚归，一天下来，五个工分难赚啊！ 　　

在赶鸡的那些日子里，我看到了稻谷的逐渐成熟至收割。我至今未能忘记邻村那位耿直的原仁妈。当我第一天背着竹竿来到这陌生的村边，大妈拿来小竹椅，几本小人书，泡了一大罐茶给我，有时还为我说上几句公道话，留我吃饭。大妈家很艰苦，丈夫长年生病，还有一儿二女，全家靠她操持过日子。大妈没有文化，但很懂情理。我这样一个城里来的未懂事就离开父母的孩子，在这个艰苦环境里生活，她作为一个母亲，深深感受到我生存的艰辛。从那时起，原仁妈关心我、体贴我、帮助我。在农村这几年里，我尝到了她亲手种的疏菜和亲手做的米馃、麦饼等。村与村之间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大妈常来看我。村里有了流言，说她想把女儿嫁给我，但大妈在我面前从未提过。后来她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又出嫁了，直到她得病去世前，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心愿”。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这种情感温暖，真是来之不易。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影响甚小。多造田，多增产，多赚工分，多分红，才是农民们的向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也只有老老实实地多赚点工分，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当然，也有的知青把所有的家产卖了，回杭州去搞串联，搞“文化大革命”，最终无果而返。

　　山还是绿绿的，水还是清清的。但乡下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知青们的幼稚和激情渐渐淡化，理智和自私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开始萌芽。下乡后的几年里，知青们开始分农具、分自留地、分稻谷、分家。 知青屋内，烧柴的、烧煤油的、烧炭的、腐乳下饭的、酱油拌饭的等等，各显其能。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肩挑担，烈日晒，记工分，拿钱难。酱油盐，来拌饭，饱一顿，饿一餐。水缸浅，粪桶满，缺柴米，锅朝天。日无聊，月无言，盼只盼，早离开。

人心散了，粪桶满了，自留地荒了，没菜吃了。有的在知青屋前贴广告：大量收购蛇（当地农民不吃蛇），能吃的都吃；有的知青甚至把黄豆蒸到六分熟，用线串起来作诱饵，等到天黑人静，到农民家鸡舍里去偷鸡。说实话，农民养鸡生几只蛋，用来换几个钱也不容易，昧着良心的事怎能做呢？ 　　

艰苦的农村生活，使知青们难以承受。大家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当小队会计、做代课教师、跟当地泥水匠学手艺等等。为了依赖当地农民，有的开始谈婚论嫁。 　　

在农村，除了天，就是地，除了山，就是田。除了犁耙，啥活都干。尤其到了“双抢”季节，那真的是苦。每天起早摸黑，汗流浃背，累得腰酸背痛。你不得不咬着牙去干，因为农忙时可以多赚工分，而农闲时回家就可以多呆上几天，队里就没什么意见。我是个肯赚工分的劳碌人。走三四十里路，去深山背杉树，肩上、脚趾皮破血流我都忍着。洗草（做草纸的料）、挑谷担、割稻种秧等等，凡是工分高的活，只要队里同意，我都会去干，为的是年终能多分点钱，挑上一大担米、土货，回家过个好年。 　　

清楚地记得有年秋天，队里派八九个人去西湖袁浦收炉灰，我在其中。货船从富春江顺流而下，第二天一早到了袁浦，大家挑起空箩，各自走进村户。我真有点怕，其他人都在叫“炉灰有吗炉灰”，而我呆着不敢喊。当他们一担担挑上船时，我还空着箩。这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喊出“炉灰有吗炉灰！”我音质好，有节奏感，村里人都卖给了我，我收的炉灰不比他们少，算算工分也不少。第三天清晨船已装满，我高兴地邀请大家到我家去玩。我们从袁浦步行进杭州城到我家，晚上又步行到袁浦上船，逆流返回桐庐。

　　在农村，有趣的事，搞笑的事，痛苦的事，高兴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2005 年 9 月 10 日，是我们下乡 40 周年，年过半百的知青们重返自己的第二故里。镇里、村里的干部群众热情接待了我们。

镇变了，村变了，老人们都过世了，青年人都不认识了。我们站在田埂边，望着天和地，望着山和田，仿佛又回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