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兵圣”孙子在其玄机迭出的《孙子兵法》 中说：“善战者，求之于势。”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要依靠有利的态势取胜。商场虽不见硝烟弥漫、刀光剑影，但其见利而动、克敌制胜等原则却与作战相似，在看似规行矩步，实则斗智赛术的经营活动中，蕴含着严酷的竞争。

为了使自己居于市场之巅，造成不动则已、动则势不可挡的态势，胡雪岩除了如前所述，适时把握时代契机，通过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举办洋务新政、襄助西征，融商业活动于国家大事之中以外，还通过以富求贵博取荣衔、构筑金融网等方面，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商业氛围和形势。

传统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掌握小民百姓生杀予夺大权的各级官员把权力当作衍生财富的工具，而商人所处“四民之殿”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经商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决定他们需要寻求超经济的力量——政治势力的庇护，这样，两者一拍即合，导致官、商合流的结果，所以往时有“是官当敬”的商谚。

身处生意场、在钱眼里滚爬摔打的胡雪岩接济王有龄、协助左宗棠，并吸收达官贵人的存款，把阜康钱庄当做贪官转移赃款的避风港，并报以丰厚利息，凡此种种，无非是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求得“好风 伴我上青云”。

当然，巴结高官比不得自己活跃官场来得便捷，于是，胡雪岩想方设法以富求荣。1860年，胡雪岩就纳资从一名胥吏成为道员。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后，于1866年12月5日保荐当时已是运司衔江西试用道的胡雪岩改为福建补用道，并加按察使衔。收复新疆后，朝廷褒奖胡雪岩，以江西候补道用，赏布政使衔，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此前，左宗棠于1873年特地上折为胡雪岩母亲胡金氏请了匾额，这样，母以子贵，胡家的门楣也光大了。

可胡雪岩没有以此为满足，一心想弄件黄马褂穿穿。在清朝，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只有皇帝的侍卫扈从和功勋卓著的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1864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的，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但左宗棠于1878年 5月15日郑重地上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20万内外，还有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左宗棠在奏件中高度评价“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更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给胡雪岩赏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品秩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目为“异数”。

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这点与办了不少实业却又正儿八经居官的盛宣怀不同，胡雪岩的红顶子、黄马褂是服务于他的生意经的，他借助职衔、封典来抬高身价，增强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力。

 “经商不理财，等于瞎胡来”。胡雪岩一生兼金融、药业、丝茧贸易等多个领域的事业，为了支撑整个商业大厦，避免受制于人，他精心构筑自己的金融体系。

胡雪岩本是钱庄店倌出身，对钱业经营自然轻车熟路，在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几乎都设有阜康分号。银号是比钱庄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金融机构。它与钱庄一样，通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任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商埠开设的21家银号中，胡雪岩独资经营的就有6家，分别设在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和汉口，其中设于杭 州的阜康银号和胡通裕票号是全城七八家大钱庄中资本最巨、声名最盛者。不过，在胡雪岩开设的全部银号中，资金最雄厚的还是当推上海的福康号和汉口的乾裕号。

胡雪岩还在杭州开设了一家名叫公济的衣庄，在江浙和两湖开了广顺、泰安、公顺、丰裕、裕丰、乾泰等26家典当，由于这些当铺依恃资本大、信誉高，已把典押取赎以获取当息的传统业务放在次要位置， 而转以存放款项、汇兑业务为主，因此它们本质上也属于金融业。

胡雪岩通过钱庄、银号，吸储权贵赃款，让他们坐收厚利，同时壮大自己的声势。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胡雪岩就接受清军官兵的存款，这些钱财多是在攻城抢掠中得来的不义之财，如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所记曾接受胡雪岩资助的湘军营官在重逢胡雪岩时，说：“今我有资十万，皆得自贼（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中者，固不足告外人。”结果他的这笔浮财就成了胡雪岩开设钱肆的资金。随着战局的推进，官兵劫来的财物多了，饷入也丰厚了，莫不储之胡雪岩的钱庄，到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捻时，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后来，胡雪岩的钱店开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显贵纷纷到胡雪岩处托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䜣，他是同治帝的叔叔、光绪帝的伯伯。还有文煜，此人是满州正蓝旗人，历任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到1877年擢刑部尚书，1881年做了协办大学士，文煜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他与奕䜣还是儿女亲家（文煜的女儿是奕䜣长子载澂的嫡福晋），他在宦海弄潮多年，搜括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银号中存银就有70万两。

胡雪岩的钱庄、银号、当铺互相挹注、融通有无，构成一个巨大的金融网，势力辐射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及北京、天津，为他在药业、丝茧 生意上大显身手提供了资金保证，如：他为了保证胡庆余堂收到道地药材，隔年发放贷款，扶植药农。更有甚者，胡雪岩的金融机构还为清政府承担了汇解京饷和协饷的业务，如：根据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的张 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考证，1868年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按月各拨银一万两作为陕西协饷，就由福州的阜康银号汇解；1869年正月到1873年七月，浙江协济陕甘军饷共计428万两，统统交给阜康银号汇解；到1880年、1881年又继续由阜康银号汇解192万两。这一切表明：胡记金融网在公私事务的运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为清政府承担了汇解京饷和协饷的业务，成为同治、光绪年间一支相当可观的财政力量。胡雪岩通过这个网络，以子母术游刃其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赢得了“杰出的银行家”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