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晕车训练

1970年5月，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高潮。在毛泽东主席发表“5•20声明”的当天，我们便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所在地——牡丹江密山。

由于自小步守家门，从未离家去过百把公里以外的地方，因此很少坐车。第一次出远门，况且还要坐四天五夜的火车（因是专列，经常要中途编组)，这对一个憧憬着北大荒、向往着兵团集体生活的17岁毛头小伙来说，还真有点兴奋，准备目睹过长江、跨黄河、经泰山的情景……但不一会儿眼皮就打起架来，昏昏欲睡。只听得同学们在高谈边疆战天斗地的未来生活，有的在说不知东北大地究竟有多冷，有的在议论一个月给家中写几封信等等，但我就是提不起精神，脑袋胀疼得耳朵都不听使唤，太阳穴被我按得凹进去半指深，我恶心得直想吐。头昏，坐着想躺下，躺着又想坐起……

这样反复四五天直到目的地，同学们都说我严重晕车。在新兵连训练后，我被分到师直后勤橡胶厂当钳工，时间不长又被选派到后勤部机关。部首长为了锻炼青年，把我下派到物资供 应站任常驻哈尔滨的代表。这在知青中是千里挑一的机会，许多战友羡慕不已，可我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经常要乘车外出，而我晕车。记得第一次乘火车去哈尔滨时，单程十七八个小时，我没吃一口饭，勉强喝了点水。第二天到达时差点昏厥，是几位老同志把我抬进旅馆，灌了糖水才醒过来的。此后，几个1958年转业，曾经打过仗、援过朝的老同志告诉我：抵抗晕车要靠锻炼，要多坐车，而且最好是敞篷车。

打那开始，不管是到火车站提零担、急件，还是到石塘拉石块，或是去砖瓦厂拉红砖，我都抢着去，而且不坐驾驶室，总是趴在车厢前沿，面向前方迎风晃荡，实在晕得难受就死死抓住车厢板，脑袋靠在驾驶室顶部。当时北大荒没有柏油路，一般是土路，好的砂石路是国道，加上冻土层厚，过一个冬季后，路面坑洼不平，车行在路上就像是在海面上漂泊的小船，颠簸晃悠。冬季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在室外绝不能赤手抓金属设备，否则手掌就会被粘在金属上。记得有一次去近百公里远的西岗面粉厂拉白面，来回五六个小时，我主动要求去，而且是靠着车厢板站着去的。装车时，我特意将白面口袋码在四周，中间留出一个空位，既可站立又可挡风。但3个多小时的迎风站立，尽管穿着皮大衣，戴着手闷子（五指并拢的手套）和皮帽子，但寒风仍然穿透全身，手脚麻木生疼。回来后大家说几乎找不到我了，原来我的大衣上粘满了白面，皮帽和口罩上都结满白花花的冰棱碴子，整个脑袋都靠在白面袋之中，别人一眼看不到中间还站着一个我。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拉下车搀进屋，我浑身僵硬，好长时间才慢慢缓 过劲来。经过不断训练，我真的不晕车了，以后不管乘坐火车、汽车、飞机，也不管是长途短程，我一般都不会难受，直至今日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