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花园位于杭州拱宸桥西（原长征化工厂厂区内，主人是高懿丞。这座私人花园建于清末民初，由南华楼、爱日楼，以及水池、九曲桥、花坛等组成。主建筑南华楼为中西结合的二层建筑，面阔五间，砖木结构。园内有假山奇石、花鸟鱼虫。前些年，由于年久失修，高家花园内的房屋曾一度破败不堪。前不久，这座花园经过全面整修，已基本恢复原来的风貌，成为杭州古运河畔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爱日楼

南华楼

九曲桥、长廊、平台、水池、假山等

远亲叫他当老板

高懿丞（1862－1946），又叫高凤德、高复生，安徽合肥人。高懿丞家与晚清大臣李鸿章家族有远亲关系。高懿丞的长兄还是李家所聘的家庭教师。高懿丞原供职于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毁于大火。此后，他便长期闲居在家。

当时，吴兴富商庞元济与杭州名人丁丙等人，正在杭州筹建一座近代纱厂——通益公纱厂。1897年，通益公纱厂经过八年多的筹备和建设，终于建成投产。第二年，该厂全年的产纱量为200万磅，第三年又上升为300万磅。但是，到了1901年，通益公纱厂全年的产纱量却降至180万磅。由于管理不当、资金不足等诸多原因，到了1902年，通益公纱厂便办不下去了，只得停办歇业。

不久，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获悉了此事，他认为，这样的纱厂应该有赚钱的机遇。但是，李经方又不想由自己亲自出面去接手这家物厂，他想到了闲居在家的高懿丞，就让高懿丞出面去接手杭州通益公纱厂。这样，高懿丞就凭借李经方所出的资金成为该厂的老板。

1903年8月，高懿丞正式接手工厂，马上就将企业更名为杭州通益公纱厂新公司，并两次添招新股，筹得银洋25万元。尽管高懿丞在筹措资金上费了很大的劲，但是，这家新公司的弊端并不只是资金短缺的问题，在管理、人事等许多方面也都存在严重弊端，所以，企业在运转中还是年年亏本。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阻滞，新公司再次停办歇业。到1912年8月，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的账面上还欠着国库16万两白银。

通益公纱厂旧址

这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下令该公司荒事会限期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两条出路：一是由公司自己继续经营，在规定时限内还清所有欠款；二是由政府来经营，直到还清所有欠款后，再将公司发还。

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的股东们都不希望把公司交给政府去经营，但是，由自己来经营，又缺乏运转资金。股东大会最后的协商结果是：由高懿丞另行募集办厂的资金，然后，再向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租借厂房、设备，开办新的工厂。

1914年8月，高懿丞通过募集资金组建起鼎新纺织股份公司，以租货的方式，把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的工厂租了过来，并改名为鼎新纱厂。

机遇推他做富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都卷入到战争的旋涡之中，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经济侵略，从而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此外，又因为战争的需求，西方列强的工业生产主要转向为战争服务，而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许多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则被大大减少了，这也为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

高懿丞新上马的鼎新纱厂，正好赶上了这一难得的机遇，所以发展得很快。由于企业改制后的经营大权都掌握在高懿丞手中所以，鼎新纱厂赚到的丰厚利润，大多数都流入到了高懿丞个人的口袋。两年之后，高懿丞已经成为杭州富商。1917年，雄心勃勃的高懿丞又从国外买来110台电动布机，这样，他的新物厂就成了当时杭州最早使用电动布机的厂家。

据历史资料记载：鼎新纱厂1917年的工人人数为600余人，到了1924年工人人数已超过1200人。工人人数的成倍增加，也透露了鼎新纱厂在那几年的发展速度。

就在鼎新纱厂发展到鼎盛阶段，“鼎新”的真正老板、大股东李经方，开始向高懿丞发出忠告。李经方认为，欧战一旦结束，英美等国的洋纱洋布终将卷土重来，他劝高懿丞急流勇退，早日从棉纺业中脱手，回上海另谋别业。但是，已是腰缠万贯的高懿丞则认为自己在杭州纺织业中的地位已相当稳固，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他没有听从李经方的忠告。

高懿丞雕像

由于李经方坚持认为棉纺业将有风险，不久，他就从鼎新纺织股份公司中撤出了他的全部资金一连本带利银洋80万两。但是，已经成为巨富的高懿丞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一点都不惊慌，他马上用自己的资金回填了这80万两的缺口。

虽然高懿丞没有从棉纺业中脱手，但是，李经方的忠告也提醒了他不能将所有的鸡蛋都装进一只篮子。后来，这位巨富又拿出50万元银洋投资办上海祥新面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外国的洋纱洋布果然又开始倾销到中国来，特别是日本新兴棉纺业的崛起，对中国的纱厂冲击很大。到了1927年底，精明的高懿丞已经感到情况不妙，加上当时国民革命军也已到达长江流域。高懿丞马上将工厂停工歇业，不久又借口租厂日期已满，便将鼎新纱厂归还给了通益公纱厂新公司。

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高懿丞将鼎新纱厂归还给通益公纱厂新公司时，这座工厂的占地面积已达4．53万平方米，厂房面积为1．03万平方米，拥有纱锭20360枚，布机225台。已经是一家上了规模的近代大工厂。1929年1月，三友实业社出资36．2万银元买下了鼎新纱厂，并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通益公纺织染厂”（后来又更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

日寇逼他做会长

高懿丞初到杭州接手经营杭州通益公纱厂新公司后不久，就开始在公司附近买下地皮，建造他的高家花园。1928年，高懿丞脱手鼎新纱厂后，并没有去上海定居（他在上海投资的雪中南华楼祥新面粉厂，后来出租给了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老板来经营）。当时，高懿丞已经是67岁的老人，他开始在自己的高家花园内安度晚年。但是，这位杭州纺织业中的名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居然还要戴上一顶维持会会长的黑帽子。

高家花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杭州沦陷前，国民党的警察早就提前撤走。杭州商会的主任委员谢虎承与杭州救火会会长王五权商量后，便调动全体救火队队员，巡逻街市，取代警察维持地方秩序。12月25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救火会又多了一项差事一一为日寇征发物资。不久，“杭州地方维持会”的招牌正式出现在中山中路中国银行的大门前，会长是谢虎丞，副会长是王五权。“杭州地方维持会”的招牌挂出不久，又更名为“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日寇打听到高懿丞在杭州颇有名望，便逼迫已近80高龄的高懿丞出任会长。尽管高懿丞以年老无能来推辞，但是在最后的名单上，会长（日寇称“干事长”）一职还是写着高懿丞的名字。高懿承虽然被戴上了维持会会长的黑帽，但基本不管事，倒是他的儿子高荫枬主动跳了出来，甘愿充当汉奸，当起了代理会长，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密切。

后来，“杭州市治安维持会”又被改组为“杭州市自治委员会”，由于日寇发现高懿丞的确“不能做事”，所以，在“杭州市自治委员会”的名单中，高懿丞的名字消失了。这样，戴在高懿丞头上几个月的维持会会长黑帽终于被拿掉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第二年，高懿丞因病去世，享年85岁。

文章原名《高懿丞与高家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