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一点，松花江尚未开江，一马平川的北嫩大平原上，早春凛冽的大风就已开始显威。元宵节过后，平日里冷冷清清的萨尔图让湖路火车站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陆续有一队队人马、一批批年轻人、一台台推土机、一辆辆汽车在这里集结，又很快向油田深处行进……这其中包括我和几十位杭州知青。前面那迎风飘扬的“引嫩突击队”红旗格外醒目。当年我们这批20刚出头的杭州人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和工程技术人员，满怀豪情地参加了那次难忘的“引嫩”大会战。

当时领导在“战前动员”中说，把嫩江水引进大庆的这场大会战，一是为了解决大庆油田缺水严重的情况，以推进持续开采，加快发展；二是为了让“克山病”流行地区人民群众喝上好水和保证农田灌溉。这是一次全省水利、农垦及嫩江沿线地区多部门参与的“大兵团作战”，虽没有珍宝岛的炮火硝烟，却如同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那样，是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硬仗。我们在茫茫草原上临时修道路，搭帐篷，打水井，支锅灶……和在北大荒开荒建点几乎一个模式。工地所在的杜尔伯特草原一望无际，有一天，刮起的大风竟把帐篷的一角撕开，连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也在分秒之间被吹至百米之外……当地有一种叫“大骨节病”的地方病（又称克山病)，据说主要由饮用某种水所致。我们饮用的水是打井至10多米深才能打出的漂着红油的水，明知水不洁净，但别无选择。当然，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浇不灭“引嫩”突击手高昂的工作激情。

草原之夏虽短暂，但太阳也很毒辣。为了按期完成工程，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冒着酷暑高温，不怕蚊虫叮咬，在58标段挖一段嫩江直通大庆的人工运河。当时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和“三老四严”的大庆工人形象在激励着我们，又以改造“七沟八梁”的大寨人为榜样，除非下大雨，否则我们每天肩挑手拉，人机齐上阵，推土机、独轮车、铁锹、簸箕伴着我们。没有什么防暑饮料，更谈不上避暑降温一说，唯有多喝盐开水。下班走进帐篷，裤腿上沾满了泥巴，衣衫上留下一片由汗水结成的碱花花……但每天的超负荷作业并没有压垮我们稚嫩的肩膀。

工地上与我们同吃同住的总指挥老韩头是一位老八路，抗美援朝时曾担任志愿军炮兵团长。他对我们的情况看在眼里，疼在心头，望着这些来自城市的小青年消瘦黝黑的脸和一日三餐黑面馒头土豆汤，他怎么也坐不住了。他从百里之外买来一头肥猪，谁知放倒剖开却发现是头“豆猪”（即患有猪囊虫病)。为了增加油水， 他命令炊事班高温烹煮，而后说：“我先吃，做试验品，要走我先走！”看着老领导“大义凛然”的样子，我们哪管三七二十一，照样一抢而空。现在想来还真有点悲壮的味道。

“工作辛苦，生活艰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老韩头经常在工地开展寓教于乐的文娱活动，讲革命传统，树先进典型，鼓舞知青们战天斗地。在那个精神力量绝对压倒物质诱惑的年代，我们的奋不顾身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人发烧，患痢疾，也都只在赤脚医生处领几片药，睡一觉就挺过去了。一次我左脚不慎扭伤，红肿疼痛得难以行走，连长说：“说不定骨折了，赶快回去吧。”因为当时不要说工地，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到医院，因此一旦有了小伤小病，只能回宿舍休息。但一想大家都这么卖力，我也没那么娇贵吧，就一咬牙回绝了领导的好意，坚持下来，也没在家信中说起这回事。

一年以后，我们没有参加通水典礼，只在广播上和报纸上知道这条引嫩运河胜利建成，惠及沿线百姓的消息。30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常常在想，真不知那时是什么精神动力让我们这些20来岁、从小在西子湖畔长大的青年人，能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如此勇敢地搏击困难，如此无悔地奉献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