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6年从杭州市建国中路第一小学毕业之际，正逢“文化 大革命”爆发，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批斗之风一下弥漫学校，原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全被打乱。等我进入杭七中读初中时，已经是1968年的春天了。我是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但因为入学迟，毕业也被推迟至1970年的初夏。屈指算来，很可怜地只读了2年初中。 我初中毕业分配时，已不像“老三届”那样全部都要上山下乡，而是有4个去向：少部分人升入高中就学，兄弟姐妹中已有上山下乡的可分配进杭州的工商企业就业，要么去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或到本省农村插队落户。我因家庭出身问题，又是家中的老大，其毕业去向跟我自己预料的竟是那样一致——去本省农村插队落户！

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当时已成为一股大潮。在我之前，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在这一大潮下，来不及细细思量，便被卷入“去边疆”、“到农村”的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对于去农村插队，我是有心理准备的，然而当这一现实真的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又似乎心有不甘：我可以去农村，但我想去的是兵团、农场，去那里比去插队落户强。正在心里嘀咕的时候，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南下的招工团到了杭州。

大兴安岭是国家在1965年开始开发建设的。大兴安岭的第一批知识青年是1969年从上海去的。但是，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需要有更多的新生力量，于是大兴安岭地区组成了南下招工团，在1970年五六月份到浙江来动员和招收更多的知青。来杭州的招工团人员，先是到各校张贴招工通告，然后分片召开动员大会。宣讲人员讲得头头是道，这对我们这批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小姑娘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讲了大兴安岭的开发前景，鼓励杭州知青去战天斗地、经风雨见世面，还说去大兴安岭是当国营林场的林业工人等等。这次招工报名也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只要是应届毕业生就可以了。宣讲人员中有一位个子不高带江浙口音的青年，不少人围着他问这问那。后来得知，招工团中有几个早两年毕业于浙江林校和南京林校的中专生，他们是分配去大兴安岭工作的，让他们当宣讲人员，同我们沟通可以更容易。当时，面临毕业，大家都忙着各奔东西，校园里本来就乱哄哄的，加上又增加一个到大兴安岭的去向，一时间，大标语、决心书贴满了校园，这似乎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此时的我就在去本省插队落户还是去大兴安岭当林业工人这两者间权衡。一是本来就不甘心在本省插队落户，二是有青年人那种去远方闯荡、冒险的心理愿望，最终我选择了去大兴安岭支边。 我是先报名再回家跟父母讲这件事的。尽管我母亲抱怨我事前没有跟她商量，双方僵持了几天，但后来她还是将户口簿交给我去迁户口。

大兴安岭毕竟路途遥远，加上又是高寒区，令不少人望而生畏。林业工人的“光环”，吸引的也只是像我这种只能选择去农村插队落户的人。但也不是所有分配去插队落户的都愿意去大兴安岭。我们班插队落户的有十几个，但报名去大兴安岭的只有三男一女4个同学。当时杭七中六九、七○两届共有16个毕业班，报名去大兴安岭的有五六十人（后来实际去的是40多人)。这次招工活动在全市各中学展开，报名的恐怕会有几千人。为了做好组织工作，市有关部门牵头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杭州市知识青年赴大兴安岭联络站。我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代表，被杭七中推荐到这个联络站工作。于是在我赴大兴安岭之前的三四个月里，有许多时候是在这个联络站里度过的。

联络站虽然是一个临时机构，但按当时的做法，也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所以联络站里也派有军代表和工宣队员，其他还有大兴安岭招工团的人员和各校的知青代表。联络站一开始是在与当时市委大院一路之隔的柳莺路上的一幢小楼的一楼，有几间办公室作为活动场地，后又迁至青年路上青年会里的二楼（联络站里的军代表 就住在这里)，直到联络站结束工作。当时，杭州总共有好几千知青报名去大兴安岭，这样一个庞大的团队迁移，涉及到许多复杂繁重的工作，肯定要有官方的组织领导，我们的联络站只是协助做好工作，而我也就是做一些与几个学校的联络沟通工作。但不可否认，那么多的知青能够有条不紊地去大兴安岭，这个联络站也是有功劳的。

1970年10月14日下午，在喧闹的闸口火车站，杭州第一批赴大兴安岭支边的知识青年坐了整整一列火车。火车将载着我们开往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即新林林业局)。我相信当时我们每个人心里一定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10月19日，我们的目的地到了。火车自南而北，每到一个小站（即一个林场)，便放下两节车厢的知青，那些非常陌生的地名，若干年后变得那么熟悉：塔源、前进、新林、大乌苏、碧洲、翠岗，直至最北面的塔尔根。我是在塔尔根跳下火车的，那里的冬雪已经积得很厚了。当年到塔尔根林场的杭州知青共有130多人，分别来自杭七中、杭九中、杭十一中、开元中学、铁路中学等6所学校。随同我们去的还有一位杭州的工宣队员。所有的杭州知青被编为一个连，在场部集中学习、劳动了一个月，然后再分到各采伐工段、贮木场、汽车队以及房产、后勤等单位，女知青还单独组建了一个女子养路连。那位工宣队员直到我们都分配到各个单位后才回杭州。我被分配到贮木场，在那里推过小平车，在传送带上卸过木材，在楞场里赶过楞，还在食堂做过饭，干了4年，于1975年1月被调到林场的党委办公室（也称政工组）当通讯干事，一直到1979年4月调回杭州。

杭州到大兴安岭的第二批知青，是在我们离开杭州一周之后出发的，他们落户于大兴安岭的呼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