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央恢复高考的决策， 让成千上万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欢欣鼓舞。我在大兴安岭连头 带尾已经七八年了，那里的冬季时间漫长且非常寒冷，林区的木材生产任务又相当繁重，加上十分简陋艰苦的吃住条件，使得当初带有狂热的扎根激情已逐渐消退，换一个环境或者回杭工作的念头不时冒出来。这时候，传来恢复高考的讯息，对我们一部分知青来说，无疑是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

我是在1977年下半年决定参加第二年夏季高考的。作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在初中的两年，刨去参加政治运动、学农、军训等，真正在课堂里读书的时间少得可怜，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英语学的是政治口号，物理学的是电工知识，数学更没有学什么了，以这样的知识水平去高考，其难度可想而知。拿现在人的眼光看，这简直是在开玩笑。我让家里给我寄了一套“高考自学丛书”，在无人可以请教的情况下，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从1978年的年初，开始了艰难的考前复习。

按照我的状况，只能报考文科。当时有规定，参加全国统考之前必须参加省里的初考，初考没通过则统考无望。文科的初考是语文、历史、政治三门课，统考是政治、历史、数学、地理、语文 五门课。对我来说，最大的拦路虎是数学，尽管只是初等代数和几何，但对我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数学基础的人来说，自学犹如啃天书般艰难。因白天要正常上班，复习只能放在晚上和休息日。时间本 来就很紧，但那年的3月份还被派往采伐一工段去蹲点了3个星期，那里根本就无法复习。到了5月上旬，该复习的数学题只做了三分之一还不到。除此之外，还得顾及其他课程。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1978年6月18日到新林区参加了一天的初考。当时自我感觉不太好，以为无望统考，但结果在7月初得到了参加统考的通知，这增加了我的信心。因为统考是在7月中下旬，所以实际上还有最后的10多天复习时间。最后的冲刺到了！于是，我请了假，躲进自己的宿舍，没日没夜地投入紧张的考前复习，直至全国统考的到来。

1978年7月22日至24日，我在新林考场参加了为期3天的全国统考，共考了政治、历史、数学、地理、语文5门课。尽管自我感觉 数学、语文考得很不理想，但我还是填报了上海、哈尔滨的几所大学，盼望“奇迹”能够发生。

那半年多紧张的复习迎考，使我身心疲惫。于是我在考后的8月中旬申请回杭休假探亲，一方面等待考试结果，另一方面想证实一下当时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父母退休知青子女可以顶职的消息是否属实。9月2日，我在杭州收到一封塔尔根林场的同事发给我的急电，询问我补填什么类型的志愿。我想大学录取可能会有戏，但手头没有补报志愿的资料，所以回电让我的同事李连生代为办理。10月25日，我探亲结束后回到塔尔根，两天后即10月27日，收到了佳木斯师范学校大专班政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但“报到时间另行通知”。后来知道，因我的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第一次填报学校的录取要求，本来是没有我的份了，但正好碰上招生挖潜，中专学校办起大专班，这样就扩招了一批大专生。我就是在这次扩招之中被录取的。不管怎么说，以我这样的知识基础能够考上大专，就是对我半年多艰苦复习的最好回报。尽管后来我放弃了去佳木斯师范上学的机会，但是我收获了学习的成果，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虽然是大兴安岭的林业工人，但身份是知识青年，所以也可执行国家的知青政策。1978年的上半年，知青可以顶职回城之事已经有了一些风声。我8月回杭探亲时，母亲明确告诉我，她将在1978年的年底前退休，我是可以顶职的。当10月下旬收到佳木斯师范大专录取通知时，这两条都能改变我今后命运的道路摆在我面前，我选择了回杭顶职。我想，只要能回到杭州工作，再去拿大学文凭也不迟。当然，在等待回杭消息的过 程也是令人焦虑心烦的。冬天， 正值木材生产的 旺季，如果此时 大批沪杭知青回 城，木材生产就有瘫痪之虞，所以顶职调动工作在林场被冻结了几个月。到1979年2月，林场才开始放人，但不知何故，放了10天又卡住不放了。即使这样卡卡放放，在塔尔根林场的两三百名沪杭知青，90％以上都在1978年的第四季度和1979年的上半年陆续回城。我的调动手续在1979年3月底办结，并于4月7日踏上了返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