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因塘而存”，就是基于海塘这样一类超大规模的社会公共建筑设施的营建。而能够调动和集聚更多资源的以国家为背景、为依托的官方组织，成为海塘营建成功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学者魏特夫认为，在治水环境中，“国家比社会强有力”^[1]。历史上杭州海塘的建设从依靠私人之力取得的短期成效，到官方主导力量的介入，并以谋取长效机制的建立，最终使得杭州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名城之一。

    本文研究立足于杭州“因塘而存”的历史，故论述的重点以杭州各个历史时期如临安府、杭州府等行政辖区内的钱塘江北岸海塘建设为主。而且，历代钱塘江筑塘防潮尤以北岸为重点，海塘工程也以北岸最成体系，因此本文以北岸海塘的修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即今杭州市区直至海宁市盐官以至海盐一带的钱塘江北岸海塘。事实上，北岸海塘是一个整体，沿线各地各城市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北岸海塘整体上的安全，对于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杭州来说，至关重要。又，“海塘”概念因历代视角不同，或以功能、或以用材、或以地段，而在名称上也不尽相同，如“大塘”“土塘”“石塘”“捍海塘”“障海塘”“障江塘”，以及“江塘”“海塘”等等，本课题除引用的文献原文之外，表述上一律以“海塘”相称。

    还需说明的是，本文研究偏重于官方主导对于人文进步的积极因素，所以，尽管官方对海塘建设的巨额经费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项重要积极因素，但因为不少著述中已有详尽论述^[2]，故有关海塘经费问题本文未有专门讨论。

一 从海塘“逸史”看“官方色彩”的隐现

    学术界现在通常根据《水经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中不约而同引用到的《钱唐记》记载的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把杭州地区最早的海塘营建时间上溯到东汉时期。但是，我们仍能在一些文献和遗世实物中，找到更早于东汉时期海塘建设的蛛丝马迹。因为这些海塘“痕迹”实在过于模糊，并不被以往学术界所关注，所以我们权将其称作海塘建筑史上的“逸史”。

    1早期钱塘江海塘营建即隐现“官方色彩”

    南宋《咸淳临安志》所绘《盐官县境图》^[3]中，在临江“捍海塘”以北内陆，又有“范蠡塘”的标示。同书根据“耆旧所传闻，简策所著记”又有文字记载：“范蠡塘，盐官县西三十五里。”^[4]明代《嘉靖海宁县志》也记载道：“范蠡塘，在县西三十五里。故老云，昔越王进西施于吴，尝取道于此。海坍不存。”^[5]明代县志引民间传说认为“范蠡塘”只不过是一条走道。但我们对照有关涉及春秋吴越争霸的文献记载，发现这个“范蠡塘”确有可能是越王勾践时期任越国相国的范蠡所主持修筑的。

宋版《咸淳临安志·盐官县境图》中的“范蠡塘”

    首先，“范蠡塘”的可能存在是当时越国“复仇”战略上的需要。春秋时期，钱塘江大潮已是人们感到恐惧的自然现象，越国从强国强兵的实际需要出发，如何修塘以抗御或驾驭江潮，已成为君王大臣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越绝书》记载，一心想要复仇吴国的越王勾践曾问策于谋士计倪，道：“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浣，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为也，时返不知所在，谋不成而息，恐为天下咎……”^[6]吴越两国水军为强，这也是双方决战决胜的重要兵种，但在勾践眼里，越国水军的楼船面对雷霆之势的大潮，举止失措，内心绝望，只剩下“涕泣不可止”。对此，计倪当时给出的解答是：“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7]他没有直接解答勾践在军事上的担忧（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妥善办法），而是从可以实施的“劝农桑”这一国之根本上提出对策，“或水或塘”就是对于水利基本建设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考虑，并直接点出了“塘”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塘”在古文义同堤、陂等）。所以，在钱塘江两岸修建以保护农桑耕地为主要目的的海塘，至少在春秋晚期已经成为可能。

其次，“范蠡塘”的可能存在，还因为范蠡在越国重大工程的营建上，曾得到越王勾践的全权委托。越王勾践七年，勾践在入臣吴国后返回越国，随即开始了复兴越国之举，其中的建城和宫室营建上，他全权委托相国范蠡主持。《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阊，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范蠡日：‘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8]《越绝书》也有范蠡筑城的记载：“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决西门，亦有事。到始建国时，蠡城尽。”^[9]    

从这两处文献记载看，范蠡修建山阴城以及越王官室等重要建筑，道法天象与自然山川，安排城市重要出入交通，在当时应属通晓“营造学”的人物。虽然《吴越春秋》中一字未提范蠡修建海塘的事，但范蠡对堤塘工程并非无知，他曾在分析吴国能否长期保持霸主地位时对勾践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不并盛，五行不俱驰。阴阳更倡，气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掩其量。焓干之火，不复其炽。”^[10]这个巧妙比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范蠡对堤塘的功用是颇多体会的。

    从《盐官县境图》来看，“范蠡塘”的长度大大超过千年以后的吴越国“捍海塘”，由“盘山”向东直抵盐官县城，其地理位置东边已经接近当时吴越两国的交界处“御儿”^[11]（也作“语儿”“语溪”，今浙江省嘉兴市附近），在今天看来，这一带正是杭嘉湖平原的核心区。所以历史地看“范蠡塘”的积极作用，当年越王勾践之所以最终能够逆转吴国，称霸一时，或许就与“范蠡塘”捍卫了这片“粮仓”之地有关。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论，或许正是由于“范蠡塘”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抵挡了强大涌潮对钱塘江北岸农田民居的侵袭，从而为杭嘉湖平原之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稻米主产区奠定了基础。

    “范蠡塘”为春秋末期越国大臣范蠡所营建，这一观点如果成立，则早期钱塘江北岸的海塘建设即隐现一种“宫方色彩”。

  2．秦代官印“浙江都水”：最早的—抹官修海塘的“影子”

    上海博物馆现藏一方铜印，称“浙江都水”^[12]，来源于龚安顺和龚安庆的捐赠，青铜质地，蛇钮，纵2.5厘米，横2.5厘米，高1.75厘米，白文篆书，田字界格，为治水、收渔税之官印。沙孟海先生《浙江都水官印考》一文认为：“凡印文四字带有田字界格及印文两字带有日字界格而篆体还不十分方整的白印文，金石学者一直认为秦代和西汉初期印……根据以上意见，我们鉴定这方‘浙江都水’印应是秦代或西汉初期的制作……‘浙江都水’这个官，顾名思义应是专为钱塘江水利而设……此印不知何时出土。《望古斋印谱》《龚怀西藏印》皆曾收入。”^[13]

    除了沙孟海，在此印的年代归属问题上，当今虽然也有著述把它归入汉初，如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但很多考古和印学界的专家认定它是在秦代，如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和许雄志《秦印技法解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都将它归入“秦印”之列；刘婉撰文认为，秦封泥中有“都水丞印”“琅邪都水”，经过详细比对后，可以推定此印（即“浙江都水”印）为秦官印^[14]。而我们再看《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也把“浙江都水”印归于战国秦国之后已统一六国的秦代。

秦印“浙江都水”铜印，原刊《上海博物馆藏》

    “浙江”在《史记》记载中出现了六次，除了捎带了一个汉初的同姓王“吴王濞”（即后来“七国之乱”的主谋人），其他涉及浙江之事，均为秦代和之前的战国时候。《汉书》提到的三处和《后汉书》的—处“浙江”，所属年代也在秦朝时候。事实上，把“浙江都水”印归人秦代，还有诸多基本历史事实上的依据。秦朝是一个特别重视“水”的国家，战国秦昭王时李冰父子在巴蜀地区营建了“都江堰”，秦王赢政执政前期在关中修筑了“郑国渠”，兼并六国后又修建了技术绝妙的“灵渠”。这三座水利工程，不仅举世闻名，更重要的是惠泽后世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而秦人对于水利的重视，也体现在相关职官的设置上，如秦印“水印”（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以及“都水丞印”“琅琊都水”和“琅琊水丞”等秦代封泥。

    再从秦代官方的“崇尚”来看“水”对于秦人的重要性。《史记》记载，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5] “封禅书”还提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16]可见，“水”代表着秦国以及秦王朝的基本“国运”，连带颜色上也确定了黑色为国家推崇和需用的基本色。总之，处置事务每每以“水”为本。秦始皇之所以千里迢迢“至钱唐”，并冒险渡江直奔会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祭大禹”，而大禹以治水享誉天下，自诩“水德”的秦人怎会不对他顶礼膜拜呢？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浙江都水”印最有可能是秦代时期的一方官印。令人关注的是，这方秦代官印对于“浙江”职官的“审别职任”直指水利（“都水”一职可解释为水利主管），这当是“浙江”大潮自然而然“推举”出来的职官，或者说，治潮之患（包括修建海塘等）必是“浙江都水”的职责范围。

    只是秦祚太短，那个“浙江都水”官吏可能还未来得及施行理水治潮的职责，便随着这个秦王朝的覆灭，消失得杳无踪影。所以，从杭州海塘建设史的角度来评估这方秦代官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抹官修海塘的“影子”，尽管它在历史上一闪而过，而且很有可能了无作为。

[1] [美]卡尔．A．魏特夫（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第三章《国家比社会强有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2]如陶存焕、周潮生著《明清钱塘江海塘》（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有《经费》一章专题叙述。

[3] [宋]潜说友：《成淳临安志》卷一六，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11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4] 《成淳临安志》卷八六，“宋刻本”第36册。 

[5] [明]蔡完：《嘉靖海宁县志》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6]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7] 《越绝书》卷四，第30页。

[8] [汉]赵晔（周生眷辑校汇考）：《吴越春秋》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9] 《越绝书》卷八，第58页。

[10] 《吴越春秋》卷八，第193页。

[11] [三国•吴]韦昭：《国语解》“越语上”第二0：“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第5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12]上海书画出版社鳊：《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13]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 - 291页。

[14]刘婉：《关于蛇钮印的几个问题》，《理论界》2009年第2期。

[15] 《史记》卷六《秦始童本纪》，第237页。

[16] 《史记》卷六《秦始童本纪》“索引”，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