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上私人主导营建海塘成功者甚少

    1．华信修筑的“防海大堤”当是“半拉子工程”

    纵观历史记载，由民间出资或组织的海塘建设非常少。而从寥寥几处记载来看，营建海塘成功者更少。

    最早记载杭州地区营建海塘的是东汉时期的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此事是否属实，学术界存有争议。但以当时中国南北两部几乎同时诞生的北魏郦道元(约470-527)《水经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463- 521)注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引用到的刘道真《钱唐记》一书，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

    宋刻本《水经注》引用的《钱塘记》记载：（灵隐山）“山下有钱塘故县，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各之日泉亭。《地理志》日：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塘记》日：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符（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口（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1]

宋版《水经注》有关《钱塘记》

    南朝梁刘孝标曾在刘宋文帝时期为钱唐县令，他在为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作注时，把刘道真《钱塘记》写为《钱唐县记》，记事相仿，但相对简略。《世说新语》原文：褚裒‘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刘孝标在此文之下引注：“《钱唐县记》曰：县近海，为潮飘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2]

    华信以自己一家之财而成防海大堤，民众得以安居乐业，“钱塘”之名也由此而来。但是，后人指出，早在秦始皇渡“浙江”时，钱唐县名即已存在，又何必要由东汉华信来“创立”？因此而认为华信筑塘一事很值得商榷和怀疑。

    细读郦道元的引述，我们今天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华信筑塘后县名改成“钱塘”，此事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故改名钱塘焉”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秦代和西汉时的“钱唐”被王莽改作“泉亭”之后，现在因为华信出钱修建了这个海塘，又被改作“钱塘”（“钱唐”和“钱塘”稍有不同），这一更名不应成为怀疑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的理由。

《钱塘记》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杭州确已在东汉之际修筑海塘工程了。杭州城市的起步，应该是因为这条海塘工程而开始的。

    然而，古代杭州城市的起步实在是很缓慢的，东汉直到隋代开皇九年置杭州（初治余杭，未几移治钱唐）之前的近6个世纪时间里，“它的地位，始终只是一个山中小县”。^[3]移治钱唐后20年，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杭州成为大运河的一个起讫点，地位日渐重要，但它繁盛而成为东南名郡却要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4]，其间又过了近两个世纪。可见，杭州最后能够成为东南名郡，东汉华信私人定制的“防海大塘”在其中未必起到过什么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而我们细细玩味郦道元引述的这一记载，“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即使最终这一大塘因华信的狡黠而确实筑成，那也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粗糙“毛坯”。后人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修筑的竹笼海塘、囤石海塘、鱼鳞大石塘等重型海塘，犹难抵御大潮侵袭而屡遭溃塘之灾，一条仅靠土石简单堆筑的“半成品”堤塘，又怎能有效抵挡汹涌而来的潮患？相比于后来的官方主导的大型海塘工程，东汉“防海大塘”充其量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最多将就于一时，而无以长治久安。

    2．“四条汉子”的修塘壮举：海塘史上一脉相承的悲剧”

    今杭州市下城区有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名“潮王路”，大路跨京杭大运河，有桥名“潮王桥”。所谓“潮王”，即唐朝杭州的一位乡贤石瑰，因修塘而死于潮水，杭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绩，建“潮王庙”以纪念他。

    “潮王庙”原在上塘河东，朝晖新村北端，最初名叫“石姥庙”。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石姥庙，在德胜坝。其神石瑰，当唐长庆间 ( 821- 824)，江涛为患，神竭家资，筑堤捍之，竞死于事。屡见灵异，守臣上之，咸通中( 860-874)，封潮王，故俗称潮王庙。”^[5]清代《浙江通志》的记载更详细一点：“潮王庙，《仁和县志》：‘在芳林乡，神为唐石瑰。’僧本诚《潮王庙记》： ‘按晏殊《舆地志》，古有石姥祠旧碣载，石姓瑰名，生于唐长庆三年( 823)。钱塘古称涛江，民苦潮害。王奋力筑堤以捍水势，祁寒剧暑不辍。功未就，竞死于潮。后为神。咸通中，官为立庙，封潮王。”^[6]

    石瑰修塘与东汉华信修塘有相似之处，即自己出钱组织营建工程。而石瑰在“竭家资”和“祁寒剧暑不辍”这些方面，显然不是华信可相提并论的。当然，华信在组织人力上的耍诡计、失信于人这些方面，也不可比之石瑰。石瑰修塘的结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从而也成为杭州地区海塘建设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石瑰所修之塘最终建成与否，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海塘这样的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非官方组织而不可，否则，极有可能会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

    唐宋以后在海塘营建工程上，官方的组织实施逐渐取代了民间私人的偶尔为之，而成为一种“常态”。但是，似乎仍有竭尽个人之力修筑海塘的事例发生，这可以从钱塘江沿岸一带类似石瑰“潮王庙”的祠庙中找到一些“其人其事”。

    元代海宁教场有“彭乌庙”，《海塘录》引《海塘通志》称，该庙“祀元敕封护国佑民永固土地彭文骥、乌守忠”。清代的“彭乌庙”在海宁春熙门外七里海塘上。彭、乌二人事迹据清代衢州府知府白丰的一篇碑记称：“雍正三年，余奉委修筑海塘，往来塘工去宁邑东七里，有庙日‘彭乌’。询祀何神，土人为余言：‘一姓彭，讳文骥，字德公；一姓乌，讳守忠，字子朴。世同里闱，家素封。元泰定三年海溢，朝命筑塘，费不给。二神罄家资助之，坍陷不已。时有迁民内地之议，神曰：生不助其成，死必捍患，何内徙为？未几，陷于海。大显灵异，海患顿息，塘成，而民卒不徙。闻于朝，立庙以祀。明嘉靖三十年，塘大圮，神又显灵。敕封护国佑民永固土地明王。’”^[7]彭文骥、乌守忠两人都是海宁富户，虽元官爵封邑，却富比封君，两户人家住得又近，估计关系也很不错。许是这一原因，所以朝廷一毛不拔，却下令由他俩承担这次筑塘大任。于是，尽管他俩和石瑰不同的是奉命筑塘，但落得的下场和石瑰完全一样，任凭家资耗尽，海塘依然不修，最终惨死于江潮之中。在这次修筑海塘中，官方的不作为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彭、乌二人的筑塘，事实上无异于华信和石瑰，都是举个人之力而为之。

    又，清代《康熙仁和县志》记载：“茶槽庙，在会城东，当钱塘尽界^[8]。沿江七十里，北至皋亭山，屡受潮患。永乐间，新城茶商陈旭出橐中金，筑新塘。后乙未，皋亭山洪水与江潮相接，沿江俱没，塘坏。旭思资蓄已尽，功不成，遂跃身入潮。尸随潮浮至皋亭山，沙随尸而涨，塘乃成，尸随葬焉。巡抚入告，敕封茶槽土地兴福明王，迄今二百余年无潮患。士民戴德，奉其神，各方建祀，有上新、中新、下新等祠。”这则故事如果除去其中的一些“神话”因素后，可以发现陈旭筑塘的几个问题：一是他的这次筑塘基本上是他个人出资兴建的，未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且基本上是耗尽了陈旭的所有积蓄。二是陈旭所筑新塘的质量称不上上佳，在潮水和洪水的夹击下，处于整体上的坍圮。三是新塘的被摧毁应是灾难性的，场面惨不忍睹，最终导致陈旭的绝望而投江自尽。四是官方在这一事件中对新塘建设并无实质性支持，地方大员只是在陈旭死后上报朝廷，为陈旭讨得了一个封号。可见，陈旭之死和石瑰又有不同，石瑰奋力筑堤、祁寒剧暑不辍，当属于“过劳死”，而商人出身的陈旭因为家财耗尽且前功尽弃，当是绝望而死。相比之下，彭文骥、乌守忠的“陷于海”，更像是修塘不成无法交代而杀身成仁。而彭、乌二人的“封神”故事又与陈旭异曲同工，都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当然，后人也应看到，这四位筑塘英雄的亡故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悲壮之色一脉相承，何其相似！

[1]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7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此“宋刻本”殆为现存《水经注》最早版本，引文括号内文字系作者根据文意所补。又，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朱侑传》也引《钱塘记》云云，字句稍有差异，详见《后汉书》卷七一，第2310页。

[2] [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卷中《雅量》，“尊经阁丛刊”日本昭和四年影宋本。

[3]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南北朝前古杭州》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4]唐代宗永泰元年( 765)，李华作《杭州刺史厅壁记》，其中有“杭州东南名郡”之称。[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6页。

[5]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三， “西湖文献集成”第3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6] [清]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二一七，文渊阁四库奎书本。

[7] 《海塘录》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据《海塘录》卷一二引张朝纲《重建下新土谷祠记》，荼槽庙在杭州庆春门外十里。又，据南宋《成淳临安志-浙江图》所栽，“萘槽衙”位置距钱塘江边甚近，“萘槽庙”与“萘槽衙”或为同一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