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铁力农场正式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生 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全国各地知青相继汇聚到这里。我们来之前已有上海、佳木斯、哈尔滨及北京（66 届高中毕业生，多数为高干子女，时称“老北京”）知青来到这里，4 月 23 日我被分配在 11 连（距团部 105 里，为团最北片 )，之后晚到的天津、北京（69、70 届，未毕业，时称“小北京”）知青相继分配进来。包括当地老职工子女应届毕业参加工作的，我连共有知青 300 余人，加上原农场职工，在团里属于大连队。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基础设施尚在完善中。

我连以种植大豆、小麦为主。8月初，地里的庄稼快成熟了，长势十分喜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丰收景象。团长齐炳臻（沈阳军区某团现役军人）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决定亲自对北片连队进行现场踏看考察。齐团长一身戎装，腰间别支五四式手枪，他高大魁梧，看上去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就像视察前线阵地一样。他首先来到我连，由杜振林指导员、翟连长陪同前往麦田和大豆地视察。团长对地里的小麦、大豆赞不绝口，对今年的丰收信心大增，用唐山话与指导员、连长亲切交谈着，盘划着我连的丰收成果，运筹着独二团的美好前景。

8月20日，是我连小麦开割的日子。这天，晴空万里，一排、机务排早已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调试好，机车上插着数面彩旗，3台“康拜因”收割机在“东方红”拖拉机的牵动下徐徐驶向麦田，机车上彩旗飘飘，伴随着欢快的气氛开始秋收。“康拜因”收割机驶进麦田，随着机组的前进，留下齐刷刷的一片麦秸，机械化的收割机上吐着金灿灿的麦粒，后面吐出麦秸，既省力又干净。运输车队穿梭在3台“康拜因”收割机与场园之间，一幅繁忙的丰收景象。生平第一次见识到机械化大面积作业情景，看到一片片麦田被我们亲自收割，感到无比自豪。这毕竟是我们自己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这一美好理想的具体实施啊！

两天后，场园已堆不下收割下来的麦子，三排、农工排被迅速调派到场园，协助场园小麦的推晒、扬场、灌装工作。场园工作顿时繁忙起来，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虽然不怎么壮实，却十分卖力，照样背着不扎口的满袋小麦上二级跳板，甚至三级跳板。农技员李德伦仔细地从灌装好的袋里抽取样品测试水分含量。秋收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天有不测风云。第四天，天突然阴沉并下起大雨，田间“康拜因”收割机只得暂停工作。那时候，气象部门的预报尚未达到十分准确的程度，尤其在这节骨眼上，预报工作不准确会给连队的工作安排造成失误。为争取时间，机组成员不敢怠慢，精心维护着“康拜因”和拖拉机等机械。但天气依旧阴雨为主，“康拜因”收割机还是无法工作，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由于雨水的浸泡，麦田已成悬泥，拖拉机已经无法牵动“康拜因”收割机作业了，甚至用两台拖拉机牵引都无济于事。拖拉机手小耿（佳木斯知青）是技术十分过硬的机手，他想办法从排长王刚（哈尔滨知青）处调用“斯大林80”拖拉机（当时全国最牛、功率最大的拖拉机）来牵引，仍无法使“康拜因”收割机正常运作，轮子已深陷麦地。其他收割机也出现同样状况。在这阴雨连绵的麦收季节，翟连长心急如焚，如不抓紧这几天完成麦收，麦子将全部烂在地里（麦子遇水易倒伏甚至出芽)，他当即决定人工收割。

杜指导员召开大会，紧急动员全连干部、战士、家属、学校学生、商店员工，除食堂员工留守外一律参加麦收。团部为此紧急增援2000余人。一场雨天夺粮的战斗打响了。

人工麦收的第一天，我的一双新雨靴就被镰刀割了一个10多厘米长的大口子，绑一绑，继续完成人均一天一亩的麦收任务。后来每天都穿着湿漉漉的农田鞋，脚泡胀了，皮肤过敏，双脚长满水疱。北大荒的蚊子、小虫也趁火打劫，向我们扑着咬着。开始我们用避蚊剂来对付它，但避蚊剂只能让蚊子、小虫暂时停止攻击，过会儿就不起作用了。割麦的艰辛和虫咬的困扰，加之身上的水疱，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真想当逃兵。

大会战中，文书李永贵为了振奋我们的精神，在田间大声地鼓动着：“同志们啊！加油干啊！齐心协力！尽早拿下四号地啊！”

顿时大家一个班一个班地一字排开，铆足劲干开了，你追我赶，谁掉队一看一个准，哪个还敢偷懒？学生、家属也都齐刷刷地上去了，麦地成了战场。

9月底，黑龙江天气转凉，早上已有霜冻，人工与机组共同奋战，终于使秋收工作接近尾声。紧接着要在地里进行24小时人停机不停地连续脱谷。整个秋收耗时44天。

那年，除了极少部分小麦、大豆符合标准送交国库，其他小麦因水分含量高，大豆因泥花粒指标超标由连队自行处理。我连的亏损拖了整个团的后腿。

44天的秋收大会战，是我所经历的人生中最艰苦最难忘的岁月，它磨炼了我的意志，为我将来的人生轨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