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德梅城戴家弄有一处楼房，是文艺评论家、戏曲史专家、红学专家戴不凡的故居。故居位于梅城正大街戴家弄中心，系民国时建筑。现仅存一处面积约3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一只抱鼓石的基座、铺砌在天井中的青石板等。

进步青年

戴不凡，笔名梨花白、严陵子。祖上是徽州绩溪人，据说清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戴震是其先祖。 

少年戴不凡　　

戴不凡4岁入伯父执教的私塾念书，12岁时考入省立九中（严州中学）初中部学习，毕业后到金华读高中。1940年，戴不凡从金华高中毕业，参加大学考试，成绩优异，被南京政法大学和中央大学同时录取。但因抗战局势和家境衰落，他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不久，他来到浙西，踏入新闻界，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学会编新闻、编副刊。    

当时兵荒马乱，薪水非常微薄。每月所得，仅够勉强糊口，所以他衣衫褴褛，营养不良。为了抗战，这种艰苦生活还能忍受，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倒行逆施，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却越来越使戴不凡感到不满。因此，在编副刊时，他除了为抗战而呐喊，也编过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章；在编新闻时，又特意开辟了“编后随笔”，每天至少写两三篇揭露和抨击黑暗现象的杂感。有一次，因另一编辑在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描写国民党军队不抗日而专门骚扰百姓和觉醒的知识分子投奔革命的小说，引起了一场轩然风波。国民党要逮捕这位编辑，戴不凡十分担忧，费尽心机，帮助辩解，托人疏通，才使他免遭逮捕。后来，这位编辑仍被报社找借口解雇了。戴不凡对此深表同情，不但不避嫌疑为他寻找工作，而且不顾家庭经济困难，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吃住。 　　

1946年，戴不凡到杭州《东南日报》做编辑，住在大塔儿巷24号一座老式楼房里，生活十分清贫，他开始向中国公产党的地下组织靠拢，参加进步活动。除给香港进步报纸写稿以外，他还为采购电讯器材的革命者提供“特约记者证”，使这些电讯器材安全闯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岗哨。

爱好文学

早在浙西做新闻工作时，由于生活非常艰苦，戴不凡骨瘦如柴，贫血和胸痛经常折磨他。可是每天除了工作，戴不凡总是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这段时间，他主要阅读能够借到手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虽然专攻方向未定，却为他以后的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在杭州，戴不凡从事文学研究的决心日益坚定，并且把兴趣逐步集中到了古典戏曲上。为了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他经常跑古旧书店，一旦发现比较珍贵的戏曲资料，就是借债也要把它买下来。后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些卖花生米和瓜子之类东西的炒货店，因为他发现这类店铺使用的包装纸往往是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花钱不多就可买来，像他送给郑振铎的一部很有价值的通俗文学史料，就是这样得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戴不凡在杭州《当代日报》任编辑。1952年，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田汉〈金钵记〉》一文而被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赏识，调至北京。他先在文化部艺术局剧目组工作，1955年起任《剧本》月刊戏曲组组长，负责编辑《剧本》农村版，后到田汉任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相继担任《戏剧论丛》、《戏剧研究》常务编委和《戏剧报》副主编，参加了《京剧丛刊》、《华东地方戏曲丛刊》，以及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等戏剧大师演出剧本的整理、审定和出版工作，为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做出了贡献。

可以掀翻一个世界

粉碎“四人帮”后，戴不凡开始研究《红楼梦》，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本来就对《红楼梦》很有研究兴趣；二是对过去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和红学界的一些争论，持有自己的看法；三是“四人帮”把《红楼梦》研究引入歧途，使他十分不满；四是手头拥有一些可靠的资料。可一旦钻到《红楼梦》里面，他发现了大量矛盾的东西。而对这些矛盾进行细致的研究后，他又得出一个被风趣地称为“可以掀翻一个世界”的结论，就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曹雪芹只是对别人的原著加以“巧手新裁”而已。果然，当这一数十万字的研究成果（即《红学评议》外编初稿）问世后，引来了一场很大的争论，“遭受围攻”。他决定搜集各地的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答辩。

中年戴不凡　　

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还没来得及做，1980年，年仅58岁的戴不凡因病去世。文化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文学艺术界领导和社会各界名流、学者以及生前友好贺敬之、林默涵、张庚、马彦祥等150多人出席了追悼仪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代表文化部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戴不凡的一生和学术成果，称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戏曲史家、红学专家，我国革命文艺战线上的一位忠诚战士”。

文章原名《戴不凡和他的故居》

文章来源《杭州名人名居》（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