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和双胞胎哥哥王蓓，一起从“五七中学”（即现在的杭十四中）毕业，那年我们才17岁。我们和杭二中、学军中学、瑞金中学等十来个同学恐怕是当年最早报名去黑龙江大兴安岭的人了。这里回忆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情景片断。

生　活

到前进林场的第二天早上7点钟左右，外面传来“当、当、 当”的钟声，我们兄弟俩和张镭、韩以旭等几个人，最先穿好衣服 冲进宿舍隔壁的食堂。透过小小的卖饭窗口，我们闻到了一股玉米的香味，食堂给我们准备的早餐是被东北人称为“大饼子”的玉米面饼，做得圆圆的，热的时候散发着一股玉米的香味，我们每人买了两个就匆匆赶回宿舍去吃早饭了。一回到宿舍，韩以旭就大声叫起其他还未起床的同学：“快！快去食堂，早上吃蛋糕！”确实， 在那个年代，我们在杭州也不是能经常吃到蛋糕的。那热乎乎的大饼子，软软的，黄黄的，很有点“蛋糕”的模样，看着不禁食欲大开。可是当我们一口咬下去之后感觉就不对了，有几个人把吃进去的大饼子吐了出来，大呼“上当，上当”。这不是蛋糕，但我和张镭等人还是吃下去了。虽然这种用陈玉米面做成的东西吃起来比较粗糙，还有点苦涩味，可也不是太难吃。事后了解，同学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适应吃这种杂粮。后来才知道，根据我们当时采伐连队一线重体力劳动者每月54斤的定量，我们每月只有5斤细粮（大米、面粉、小米等)，粗粮却有49斤（玉米、高粱、荞麦面等)，这对吃惯了大米饭的杭州知青来说，确实是严峻的生活考验。

东北人中流传“十大怪”，什么“火车没有汽车快”，“冬天喝水用麻袋”，还有什么“生出孩子吊起来”，我们乍一听还真不明白。记得到连队的第二天一早，我们起床后在宿舍前不远的一处所谓的“温泉”里打水洗脸、刷牙，可没几天这处“温泉”便冻住了。我们只能到离宿舍50多米远的井里去打水洗漱。那几天，不断有知青的手被低温下水井上的轱辘铁把“粘”去了一层皮。到了12月，又有知青在室外工作时冻坏鼻子、耳朵、手指、脚趾等情况出现。我和哥哥知道怎样正确应对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外婆在东北生活十多年的经验，使我们避免了不少麻烦。以后我们也渐渐地知道这“十大怪”都是因为生活环境原因而产生的。如“冬天喝水用麻袋”，其实是说在没有打井或井水封冻以后，人们要喝水就只能去河里凿冰，再把冰块装在麻袋里用汽车或马车运回来，然后化成水。而“电报没有平信快”，是因为当时的电报并不是直接能发到每个林场。上海、杭州的电报一般先发到齐齐哈尔，再转到大兴 安岭地区的加格达奇，再转到各林业局。发给我们的电报要转到新林，再转发到各林场，再由林场转发到连队，这样每转一次一般要等一天，所以往往电报还不如平信快。

在大兴安岭生活的10年中，绝大部分知青感到最艰难的不是冷，而是吃粗粮并且菜的品种很少。当时我们知青吃的蔬菜大多是土豆、白菜，确实很贫乏，因为林区吃的东西几乎全是从山外运来的。所幸的是我的肠胃不错，还能对付这样的生活，在那几年里我几乎没请过病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