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到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邀请函开始，我的思绪就再次聚焦邓先生，深感太老师给予我这个再传弟子的教益恩泽是那么丰富而珍贵。在5月20日纪念会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简单讲述了与先生交往的几个方面。现在系统梳理成文，奉献给恭三先生和诸位读者。

1982年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时，决定报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教授漆侠先生（邓广铭先生第一个研究生）的硕士研究生，就向漆先生写信，希望先生给我推荐几本参考书。漆先生回信推荐了三部参考书：一是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宋辽金部分是邓广铭先生撰写），二是邓先生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三是漆先生自己的《王安石变法》。1983年我考上研究生、1986年毕业留在漆先生身边工作后，时常聆听漆先生说起邓先生的方方面面，有些是关于学术与学界，令人深受启发；有些是关于生活与交往，不乏趣闻轶事。其中，漆先生说：“你们注意体会邓先生的一个历史研究方法：依次研究南宋的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都属于抗战派。这样做的好处是，搜集、思考一个人的史料，可以同时搜集、思考另外一个或几个人的史料，事半功倍。”漆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授“宋史专题”课时，逐字逐句地讲解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熙丰新法条文、《宋史·职官志》总叙部分（与《文献通考》相关部分对读）、《挥麈录·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等。漆先生特别强调说：“邓先生就是这样给我们上课，这样训练我们。”1984年我作为二年级硕士生旁听在杭州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宋史年会，见到仰慕已久的邓广铭先生，真是惊喜万分，肃然起敬。在参观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时，看到邓先生题写的“气壮山河”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心里被岳飞、被邓先生的浩然正气强烈震撼，至今历历在目。1987年在石家庄参加第四届宋史年会，又一次见到邓先生，并且与几位老师一起陪同邓先生去正定县参观考察隆兴寺等，感觉邓先生既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学术领袖，又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和蔼长者。

1989年5月，邓广铭先生、张政烺先生、何兹全先生、胡如雷先生、王曾瑜先生等光临河北大学，现场考察、评审漆侠先生的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对漆侠先生——也是邓先生、张先生自己的大弟子的教学方法和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不久，这项教学成果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邓先生、漆先生共同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和《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两本著作的初编及其他联络等琐事是我负责，其间便有了更多与先生交往的机会。邓先生治学严谨，对弟子要求较为严格。1991年夏天在北京盛唐饭店，邓先生和漆先生共同主持国际宋史研讨会，学术讨论时，邓先生一针见血、斩钉截铁地说：“北宋初的文官都是见风使舵之徒，都是‘小冯道’。”同年，在开封市召开的宋史年会的闭幕式上，漆侠先生说：“我跟随邓先生读研究生时，误把苏子瞻写成了苏子赡，邓先生当着别人的面批评了我。我当时甚感羞愧，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现在提起这件事，就是想说明邓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这些学生是在邓先生的长期严厉督促下慢慢成长起来的。”李宝柱先生也曾提起：“邓先生帮我修改一篇论文，修改了无数遍。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邓先生说：‘我如果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都这样修改，我也受不了。但是，你这样反复修改，就学会了写文章，你以后就会写一切文章。’”言语间充满对先生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能够多次目睹邓先生的大师风采、多次聆听他卓尔不群的高见宏论、多次聆听他的同事和弟子们讲述他的感人事迹，是我的莫大荣幸，使我获益良多。邓先生的著作、后人的回忆和总结，我大都认真拜读过。根据我的初步学习体悟，邓广铭先生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概括起来可谓有“三不朽”。

一是“立言”。作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宋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邓先生的言论自然主要是对于历史学特别是宋史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精辟论述。这些论述集中记载于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这些论述一定会传之久远而长存不朽。诚然，其中的部分结论存在失误、不足，邓先生自己生前也在不断修订、补充完善。《邓广铭全集》中传存于世的论述，后来人应该也必然多多少少有所超越，但大家都明白——那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超越。里面的多数结论是难以撼动的定论，后来人只能认真学习、参考、吸收而绝不可能推翻、超越。同时，邓先生还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学术领袖，他在教育、学术组织等方面也有很多令人警醒难忘的真知灼见。这方面的言论，除了《邓广铭全集》，在《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等论著中也有很多记载。邓先生在这些领域发言立论之深刻、精确、高远，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定能永远启迪后来人。

二是“立功”。邓先生对于北京大学1946年的回迁重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发展、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创立与发展、中国史学会的发展、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创立与发展、《光明日报·史学》的创建与发展、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创立与发展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功在千秋。其中，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创立与发展，邓先生的贡献首屈一指。这两个机构是邓先生诸多丰功伟绩中最著名的两座丰碑。同时，在海内外学术界同仁的心目中，邓先生还建有更加珍贵的无与伦比的另一座丰碑——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学人才，特别是宋史研究人才。其弟子之多且影响之广大，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如此。邓先生最有名的大弟子漆侠先生创立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漆侠先生、工作人员多、宋史研究生多、研究成果多而闻名于世。但究其根源，则是邓先生繁茂的功业大树的一个分枝。邓先生的其他弟子、再传弟子，也创立了不少史学研究机构，都可视为邓先生繁茂的功业大树的分枝。

三是“立德”。如果说“立言”、“立功”比较容易看到，那么“立德”则隐微难见，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深思细悟邓先生几十年的行迹和言论，可以体会到他在学术道德的建立方面具有很多贡献：第一，把个人的学术研究与祖国的紧迫需要结合起来。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邓先生对《宋史·职官志》的开创性研究考证，深得史学名师陈寅恪先生的表扬和推崇。但是，面对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的现实，邓先生没有继续开展类似课题的研究，而是把大部分精力投入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王安石——他们都是宋代力图恢复、富国强兵的著名人物的研究论述中。第二，追求真理，勇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邓先生批评的对象多数是他的同事、同行、学生，而且多数是公开的批评。对照一下多数敢于自我批评而不敢批评别人、“乡愿”盛行、“老好人”主义泛滥的学术界现状，邓先生等老前辈的做法和史德尤其难能可贵。第三，古道热肠，提携青年。受到邓先生帮助、关爱的人很多，其中多数是青年人。他不厌其烦、诲人不倦、大胆重用青年人的品德，令人神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邓广铭先生有此三立，定会不朽，也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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