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的这个时候一样，这一天，我戴上老花镜，捋去一缕挂在眼前的白发，仰起刻有年轮的脸，坐在窗前，打开刚收到的《知青风采报》，细细地看了起来。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我的眼帘：《知青风采报》编委、顾问贾宏图……怎么是他？多少年的挂牵无以报答！……不错，一定是他！我的恩人！我的眼眶不禁一热，眼前的字迹变得模糊，往事却变得越来越清晰，思绪一泻千里……

那是40年前的事了。17岁的我，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生活。虽有哥哥姐姐7人，却都在外地工作。父亲在我出生那年，离开了家，据说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解放前26岁时就当上了平阳县长，精通英语，会德语，懂地质，在当地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给老百姓做过点实事。但那做事是在为旧制度旧社会服务，自然被打成“死老虎”回了老家。杭州仅留了我和妈妈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出身温州名门，知书达理，邻居关系融洽，所以，在那个抄家、批斗的疯狂年代，我和妈妈居然逃过了一劫，不过几张挂在家中墙上妈妈年轻时的放大彩照（这是我家唯一的奢侈品）被烧毁了，那是母亲最珍贵的藏品了，是我因为害怕招来祸端而一把火烧了的。这让母亲直到1993年过世前还一直心疼不已。这件事也一直让我从心底里感到内疚。

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开始。母亲主动为我报了名，去黑龙江。初次离家的我，一方面怀着对母亲的依恋，一方面又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及幻想，立志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一朵勇敢、坚强的冰凌花。

初春4月的黑龙江，人们还未脱去冬装。我们干活的水田，水面上还结着薄薄的冰碴。我们没有任何装备，只能光脚下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跟我下！”随着老连长的几声吆喝，站在田埂上的知青们纷纷下水，我当然不甘示弱，撩起裤腿，蘸着水试了试，本能地缩了回来。哇，好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终于双脚都进了水里。我们的工作是平地，就是把地整平。这个工作，让我对“水平”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高于水平线的泥土，你要把它用大锹铲平，可低于水平线的土地，尤其在田埂边上，有时可能是一个大坑，要用土填平。这种大坑在水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但一脚踩下去，大半个身子就掉进了泥坑里，人成了个泥猴。上岸被冷风一吹，棉衣外表结成冰壳，光着的双腿，被风刮成一道道龇牙咧嘴的小口子。回到宿舍，含泪用凡士林涂满伤口，躺在被窝里，双腿如火如燎……熄灯后，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同伴在被窝里的抽泣声，这时千万不要试图安慰，不然引出的可能是升级为嚎啕的“大合唱”……不过，这一切我没敢告诉妈妈。为了让妈妈放心，我总是用兴奋的笔调写信告诉妈妈“你亲爱的小女儿已经第一次学会了洗被子、翻棉被”之类的话。

农田的工作是辛苦的。为了脱胎换骨，我总是学做别人干不了的事情。至今，我的左肩比右肩承受力大，握锹把铲，左臂比右臂更有劲。那是因为，需要左右两边干的活，如在脱谷机出口扛麻袋、在脱谷机两旁喂稻捆，左边的位子一般人不会干，但我都学会了，而且由于很少有人来替换，我只有咬着牙硬挺。每次收工，我总是干到最后，双腿都拖不动了。每次参加“春耕动员大会”、 “秋收动员大会”，总是令我胆战心惊，真的，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啊！

有时望着周边小屯的茅屋里透露着家的温馨灯光，鸡啼狗叫，门口站着几个小孩，拖着浓浓的鼻涕，伸出肮脏的小手，我想，这难道就是我的未来？就是我的子孙后代？我不敢想像。

1970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我符合回杭“特照”条件。杭州所属街道，为我办理了特照的相关证明，并将我的档案送交区委，再转交市有关部门。不想没了下文。

1973年街道为我重新打了报告，又一次送区、送市，我自己也多次跑到市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熟悉了那位负责接待的人。他可从来就没给我好脸色，却也从来不告诉我不批的原因，只是让我回农场等消息。无奈，托人提了一篮子栗子送去，才了解了真相：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当时有人说：“如果你母亲与父亲离婚，上午离婚，下午就可以办返城。”

可怜的妈妈，颠儿颠儿地赶到诸暨乡下要求和70多岁的老父亲离婚。老父亲老泪纵横，死也不肯离婚。他怕老年孤独，怕8个孩子没有一个要他。他知道，自己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母亲极力说服了他，说为了女儿的前途和一生，他一定要答应。

父亲终于答应了。最后他流着泪说，10年内，我一定返杭！一定要复婚！（果然，1988年80多岁的父亲得到平反。结论是“为解放杭州有过贡献，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回到了杭州，回到了家中，当然婚是不用再复了。可怜的父亲，一生被政治拖累，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哭了，他说“我真正做人了……”）母亲拿到离婚证，由街道第三次送上“特照报告”，心想，这回总该没问题了吧。到了市毕办，又没了下文。又托人打听，说是中央有文件规定，1974年上半年办的离婚有效，下半年办的无效！

1976年，无望的我，得知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心中如拨开了一团乌云，见到了一丝阳光。我感到委屈、困惑，动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可惜这封信没有留底)，大意是，政府对我的特照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在农场是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首批入团)，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尊老养老的传统，等等。

信写好了，怎样让邓小平收到呢？正好眼前有一份《黑龙江日报》，上面有“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贾宏图”几个字，对贾宏图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我想，他一定会帮我的。我立即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日报记者贾宏图同志收”，同时在信内写到：“贾宏图同志：我怕上面会收不到我的信，烦您将这封信送交邓小平。”

同年，一篇《向拔根的总司令开炮》的文章在主要报刊发表，邓小平被重新打倒。农场的党委熊书记拿着我的信，悄悄说，这封信落在我手里，还给你，如果别人知道，你又要遭殃了。幸亏熊书记帮我躲过这一劫，我对他心存感激。我拆开信，只见有一封回信：“你的信已经转交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请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处理。”处理结果会怎么样，是当皮球踢了？我又一次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