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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返城(一)
来源:《难忘的岁月》(续集)  作者:赵红宇  日期:2019-03-25

像往常的这个时候一样,这一天,我戴上老花镜,捋去一缕挂在眼前的白发,仰起刻有年轮的脸,坐在窗前,打开刚收到的《知青风采报》,细细地看了起来。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我的眼帘:《知青风采报》编委、顾问贾宏图……怎么是他?多少年的挂牵无以报答!……不错,一定是他!我的恩人!我的眼眶不禁一热,眼前的字迹变得模糊,往事却变得越来越清晰,思绪一泻千里……

 

那是40年前的事了。17岁的我,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生活。虽有哥哥姐姐7人,却都在外地工作。父亲在我出生那年,离开了家,据说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解放前26岁时就当上了平阳县长,精通英语,会德语,懂地质,在当地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给老百姓做过点实事。但那做事是在为旧制度旧社会服务,自然被打成“死老虎”回了老家。杭州仅留了我和妈妈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出身温州名门,知书达理,邻居关系融洽,所以,在那个抄家、批斗的疯狂年代,我和妈妈居然逃过了一劫,不过几张挂在家中墙上妈妈年轻时的放大彩照(这是我家唯一的奢侈品)被烧毁了,那是母亲最珍贵的藏品了,是我因为害怕招来祸端而一把火烧了的。这让母亲直到1993年过世前还一直心疼不已。这件事也一直让我从心底里感到内疚。

 

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开始。母亲主动为我报了名,去黑龙江。初次离家的我,一方面怀着对母亲的依恋,一方面又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及幻想,立志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一朵勇敢、坚强的冰凌花。

 

初春4月的黑龙江,人们还未脱去冬装。我们干活的水田,水面上还结着薄薄的冰碴。我们没有任何装备,只能光脚下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跟我下!”随着老连长的几声吆喝,站在田埂上的知青们纷纷下水,我当然不甘示弱,撩起裤腿,蘸着水试了试,本能地缩了回来。哇,好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终于双脚都进了水里。我们的工作是平地,就是把地整平。这个工作,让我对“水平”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高于水平线的泥土,你要把它用大锹铲平,可低于水平线的土地,尤其在田埂边上,有时可能是一个大坑,要用土填平。这种大坑在水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但一脚踩下去,大半个身子就掉进了泥坑里,人成了个泥猴。上岸被冷风一吹,棉衣外表结成冰壳,光着的双腿,被风刮成一道道龇牙咧嘴的小口子。回到宿舍,含泪用凡士林涂满伤口,躺在被窝里,双腿如火如燎……熄灯后,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同伴在被窝里的抽泣声,这时千万不要试图安慰,不然引出的可能是升级为嚎啕的“大合唱”……不过,这一切我没敢告诉妈妈。为了让妈妈放心,我总是用兴奋的笔调写信告诉妈妈“你亲爱的小女儿已经第一次学会了洗被子、翻棉被”之类的话。

 

农田的工作是辛苦的。为了脱胎换骨,我总是学做别人干不了的事情。至今,我的左肩比右肩承受力大,握锹把铲,左臂比右臂更有劲。那是因为,需要左右两边干的活,如在脱谷机出口扛麻袋、在脱谷机两旁喂稻捆,左边的位子一般人不会干,但我都学会了,而且由于很少有人来替换,我只有咬着牙硬挺。每次收工,我总是干到最后,双腿都拖不动了。每次参加“春耕动员大会”、 “秋收动员大会”,总是令我胆战心惊,真的,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啊!

 

有时望着周边小屯的茅屋里透露着家的温馨灯光,鸡啼狗叫,门口站着几个小孩,拖着浓浓的鼻涕,伸出肮脏的小手,我想,这难道就是我的未来?就是我的子孙后代?我不敢想像。

 

1970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我符合回杭“特照”条件。杭州所属街道,为我办理了特照的相关证明,并将我的档案送交区委,再转交市有关部门。不想没了下文。

 

1973年街道为我重新打了报告,又一次送区、送市,我自己也多次跑到市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熟悉了那位负责接待的人。他可从来就没给我好脸色,却也从来不告诉我不批的原因,只是让我回农场等消息。无奈,托人提了一篮子栗子送去,才了解了真相: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当时有人说:“如果你母亲与父亲离婚,上午离婚,下午就可以办返城。”

 

可怜的妈妈,颠儿颠儿地赶到诸暨乡下要求和70多岁的老父亲离婚。老父亲老泪纵横,死也不肯离婚。他怕老年孤独,怕8个孩子没有一个要他。他知道,自己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母亲极力说服了他,说为了女儿的前途和一生,他一定要答应。

 

父亲终于答应了。最后他流着泪说,10年内,我一定返杭!一定要复婚!(果然,198880多岁的父亲得到平反。结论是“为解放杭州有过贡献,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回到了杭州,回到了家中,当然婚是不用再复了。可怜的父亲,一生被政治拖累,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哭了,他说“我真正做人了……”)母亲拿到离婚证,由街道第三次送上“特照报告”,心想,这回总该没问题了吧。到了市毕办,又没了下文。又托人打听,说是中央有文件规定,1974年上半年办的离婚有效,下半年办的无效!

 

1976年,无望的我,得知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心中如拨开了一团乌云,见到了一丝阳光。我感到委屈、困惑,动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可惜这封信没有留底),大意是,政府对我的特照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在农场是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首批入团),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尊老养老的传统,等等。

 

信写好了,怎样让邓小平收到呢?正好眼前有一份《黑龙江日报》,上面有“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贾宏图”几个字,对贾宏图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我想,他一定会帮我的。我立即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日报记者贾宏图同志收”,同时在信内写到:“贾宏图同志:我怕上面会收不到我的信,烦您将这封信送交邓小平。”

 

同年,一篇《向拔根的总司令开炮》的文章在主要报刊发表,邓小平被重新打倒。农场的党委熊书记拿着我的信,悄悄说,这封信落在我手里,还给你,如果别人知道,你又要遭殃了。幸亏熊书记帮我躲过这一劫,我对他心存感激。我拆开信,只见有一封回信:“你的信已经转交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请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处理。”处理结果会怎么样,是当皮球踢了?我又一次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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