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研究宋史

　　赵冬梅：各位老师最初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又为何留在这个领域？四位老师都可以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宋史研究，宋史究竟有何魅力长久地吸引了各位？

英文版《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伊佩霞：我一开始并不是做宋史的，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从汉到唐的中国贵族家庭，做的是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但是1978到1979年的时候，我决定转向宋史研究，因为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宋史研究的资料比唐史研究丰富很多，宋朝出版物、笔记的数量能让我继续研究这个题目。而我留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因为我对宋朝的印象非常好。我喜欢宋代的艺术、喜欢士人作为社会主导阶级的理念、喜欢宋朝的城市生活。当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有英文版，对宋朝的城市生活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宋朝有一种文明的理念，用文明抵抗军事。而我们那一代人都反战。宋朝也是一个避免战争的时代。

　　包弼德：我本来也不是学习宋史的。我研究中国历史是因为对当代中国有兴趣。我生长在一个左派家庭，家人的政治观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在家庭的影响下，我年少的时候觉得应该要多学习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1966年，我入莱顿大学，正好是“文革”开始的时候。不到一年我就开始检讨，觉得当时中国的状况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对历史感兴趣，当时莱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开了一门研讨课，那是我们项目模仿美国的模式第一次开研讨课。研讨课的主题是南宋的杭州，讲到《梦粱录》。当时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看《梦粱录》发现书中展现的是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后来，我就比较能接受中国的近代是从宋朝开始的看法了。唐宋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迁，对历史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我就开始学习宋朝历史了。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不仅限于宋史，而是从8世纪到16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

《梦梁录》

　　包伟民：研究宋史对我来说是“被选择”的过程。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认为，假如有第二个选择，我不会选择历史。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工程学。我今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我自己的兴趣。1977年10月恢复高考，那时我初中毕业五年，绝不可能在参加高考的时候考理科，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化学和物理课，而且作为一个初中生在教室里上课应该也不超过一年。当时我们参加学工、学农、挖防空洞、野营、拉练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没有正正经经上课。这是第一个“被选择”的过程：我不能选理工科，只能选文科。当时文科只有三个专业可以选：政治、中文和历史。我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喜欢政治。我也不喜欢中文，因为我觉得中文系就是写小说，我也不看小说。剩下只有历史了。后来考研究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老师研究的是法国史。我不喜欢法国史，所以就选了中国史。我也不喜欢近代史。于是只剩下古代史可以选择，而古代史唯一的老师是教宋史的，所以我选了宋史。

　　当然我后来留在宋史研究领域，还是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在里面。其实还真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宋史。90年代后期，我有段时间转向了江南地区的地域研究，那个时候我一天到晚在小镇走，江浙一带农村的小镇还没有商业化，非常宁静祥和，我觉得非常愉快。还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我们研究古代史的如果对一个话题感兴趣，要看很多书，但真正落实到这个题目又会发现材料永远不够。相比较而言，我曾经从事过的民国历史研究材料实在太多，需要判断好几十条材料里面哪一条值得引用。我会觉得被埋在近现代的材料里了，我不是太理得清哪些是核心的、重要的，就是邓老师常说的“牵动性”的材料。而我对宋史相对熟悉一些，因而宋史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这样我就回到宋史。

　　邓小南：我跟包伟民老师有些地方是类似的，有被动的一面。很多人可能想，我学宋史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父亲做宋史，所以我自然做宋史。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没有“文革”，我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初中生的理想是做一个文学家。我上初三时，北大附中语文组的沈礼棻老师指导我写一篇文章，叫《中学生怎样写作文》，准备登在当年的《中学生》杂志上。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让我觉得将来可以尝试写文学作品，当作家。“文革”期间，上山下乡，逐渐感觉自己的浪漫色彩不够，所以放弃了这个目标。

沈礼棻

　　我和包伟民老师一样，考大学的时候选择范围很有限。我没有参加77年的高考，因为当时我父亲说，如果初中生能考上大学，这还叫大学吗？我觉得说得很对，所以77年我就没报。我在北大荒十年，其间当过小学老师，后来我发现，我在那个偏远的农村小学教的学生，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学生写信来报喜，同时也问老师为什么不考大学。在环境氛围鼓舞下，78年就参加了高考。当时就想找一个离政治远一点的专业，所以就选择了历史。那时候北大文史学系招生分数最高，法律系、经济系取分比较低。吴志攀校长曾经半开玩笑说，北大历史系在他们天津只招一个学生，他当时也报历史系，但被成绩更高的荣新江老师挤下来了，就“只好去学法律”。

　　上了大学以后，我跟包伟民老师有一点不同，我从来没上过宋史课程，因为当时没有老师教宋史。我自己关于宋史的初步知识，是从张广达老师的通史课《中国古代史》里学到的。我们大二时，王永兴老师和张广达老师开了《敦煌学研究》，我们跟着这两位先生真正进了历史学的门。那时候星期六排半天的课，所有的星期六下午，王永兴老师和张广达老师会带着选课的学生读《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我对职官制度多少有些了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选修课少，选择余地小，我们班41个人大概有十多位选这门课。到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去考隋唐史，班里的同学肯定会自己挤自己。于是我决定报考当时很少人报的宋史，然后就一直在宋史这个方向里。

　　其实并不是事先认为宋史有多大一片天地，但是进来以后发现，宋史的好处是空间比较大。所谓“空间比较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都有新材料出现，也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跟这些朝代的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深度也不够，所以研究的空间很大。现在说“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其实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些方面没有那么成熟，一些成说定论也还值得斟酌，再认识的空间相对开阔。另一方面，也是指材料的开拓、利用这些方面空间比较大。如果跟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或者隋唐史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比一比，就能看出，我们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开掘程度都远远不如那些学者。这就留给后人比较大的驰骋涵泳的空间。这几个方面是影响我、让我在宋史这个圈子里继续走下去的重要原因。

学宋史，从哪本书开始读

　　赵冬梅：刚才包老师、邓老师都提到了材料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宋史研究的材料和材料解读。我读大学的时候，邓老师在我那一届第一次教宋史专题，那时候邓老师跟我们说，宋史研究史料的量是最合适的，不多不少。理想的状态是，如果你正常用功，一辈子足以穷尽。这是我们当年被诱导进入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也这样劝诱我的学生。

　　随着各种数据库的建设，如今史料变得相对容易得到。历史学中比拼的功夫有一个就是谁能够获得并使用更多的材料，用别人没用过的材料。但时代的进步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现在这个时代，我想问，如果你打算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宋史研究中，以个体生命的长度来制定你的学习计划，各位老师会给青年学生什么样的建议？从什么书开始读起，怎样读？

　　包弼德：我来讲一个故事。十几年前，我请王曾瑜先生来给我哈佛博士班的学生介绍一下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他来了以后却决定临时把题目换成关于宋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他建议学生先从《资治通鉴》读起，然后过渡到《〈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等等。我的学生听了以后很纳闷，如果研究历史就是一本一本地读史料的话，我们还何必写历史呢？觉得这不是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

　　我同意宋史研究材料“不多不少”这个看法，我研究生的时候就决定把所有宋朝的著作都看一遍，结果我是看过了，但没读过。比如宋朝的文集我都看过一遍，但那只是快看，不是真正的读。外国学生读中文书很慢，很难在一生里把宋朝的东西都看完。但我想（要研究的话）还是有两个步骤。第一步，你要考虑自己的领域是什么。如果你研究社会史，那么和研究思想史的人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要问自己，宋朝的资料中哪一个在当时最有影响力？为什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研究题目。第二步，看现代学者的著作，哪一部有影响力，为什么它在现代的学术界里会有影响力。如果你研究思想史，那么《朱子语类》和《近思录》一定要看，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陆九渊、杨万里等等也一定要看。

　　伊佩霞：我同意包弼德教授的看法。美国的宋史研究训练不要求研究生在展开工作前先通读《长编》等基本典籍。我们认为，学生对材料的掌握就是在做研究时同步完成的。做完博士论文以后，学生们开始进入大量各式各样的史料，然后开始慢慢有了研究的感觉。

　　要说今天学宋史的学生应该读什么，如果是以中文为母语，从《夷坚志》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非母语的学生也可以读。

　　我认为所有研究宋史的人都应该读《宋会要》，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墓志铭也应该是每个人都下功夫去读的。然后读地方志。即便不研究思想史，《朱子语类》涉及许多论题，也值得一读。最好至少通读一部文集，理解其中涉及的各种不同话题。我建议研究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题目，在此前提下穷尽所有材料，仔细检视每一条材料，比对一手材料和学者对此所作研究之间的联系。一手材料里总是有更多蛛丝马迹可寻。研究生做博士论文不能忘记自己研究这个题目的初衷，你做研究总是为了要发现一些东西。

　　包伟民：我们读书的时候我的硕士老师包括博士老师要求我们读《长编》，他不建议我们读《会要》，一般南宋肯定是《要录》。在老先生眼里，如果这种书你们都不能读，那还读什么研究生呢，卷铺盖就是了。但是，老先生们读书的起点和我们读书的起点、和在座同学读书的起点都不同。我在北大大考时，邓广铭先生跟我说，你别怕，我们就考一本书，《资治通鉴》。

《宋史纪事本末》

　　我在浙大时，曾让有个研究生先读《宋史纪事本末》。这不是一本资料书，但我认为，当他对整个宋代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这本书是入门书，可能有帮助。我思考的第一个起点是，对不同年代的学生，解决的办法可能不一样。我希望我现在的研究生每一类的书，文集、方志或笔记，挑一种，卷帙不要太大，认真读。我的出发点是，尽管宋代书那么多，但各个不同类别的书各有特点，挑一种有代表性的认真读，就了解了这一类书所记载文本的大致特点。这样，当你在这个领域内需要大量引用那类书的时候，可能就有帮助；同时这也能帮助你建立对整个宋代文献各个不同文本之间特点的比较。

　　我不希望现在的年轻学生们先去读《长编》，因为对现在脑子里只有手机、电脑，对历史文本特别生疏的学生来说，像编年体这类没有故事性、很片段的资料，他们建立不起前后联系。所以可能不是很好的入门书。

　　这个话题也牵涉到数据库。我现在经常用数据库，觉得非常好。首先，我知道哪个问题用哪个词汇进行检索，但是如果关键词没办法把那条材料抓出来，那么数据库对你也帮助不大。其次，你将一段文本从整个文本体系中拉出，能够感觉背后整个文本背景，当然这需要你用以往的积累去弥补。在检索出每一条材料后，都找到原文通篇读一下，会更好。另外检索也有副作用。过去参加很多研究生答辩，我们大约能读得出“检索体”，就是这条资料肯定不是学生自己读出来的，而是数据库找出来的；觉得出来，这条材料与论文里引用的其他文本间存在距离。因此，脑中对不同文本的特点要有概念，才能发挥数据库的长处，避免其弱点。

　　关于从哪本书开始读的问题。我还想提到的一点是，如今文本也是需要解构的对象。如果给你2016年的《北京日报》，让你研究2016年的北京，你大概能做，因为你生活在北京，每条材料背后的把戏你大约能读得出来。但是如果是公元1000年，给你一年宋代的邸报，让你去解读宋代，那就有很多隔阂了，因为你不生活在那个年代，读出邸报背后的信息很困难。

　　如何形成透过文字来阅读的能力应该说是现在最大的挑战。我最近利用地方志比较多，会思考地方志的很多记载。例如，大家都知道宋代的乡里制度，到了宋代以后，唐代的制度已经给替换掉了，乡和里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了；但一直到南宋，甚至到元代，地方志上所记载的80%以上仍然是某某乡、某某里，当时的都、堡，大部分都没有记载。以往的前辈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到南宋都堡制、乡都制是主流的时候，地方志还是用乡里制进行记载？这就要问当时地方志的编纂者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样记，而不是那样记。如果学生对每一类文献都挑选一部代表性的来精读，而且能提出一两点问题，那么对这一类文献的掌握就相对深入了。

　　邓小南：国内的训练背景与海外的训练背景是很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唯一的“好”方式。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针对特定的学生，可能某一种方式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环境、需要，做出不同的安排。

　　另外，我们在阅读、训练、选择的过程里，也有精读和泛读的区别。两者在材料的集中程度和阅读方式上有很大区别。我们研究中也有类似问题，即是“从点到面”还是“从面到点”，两种方式各有优势。泛读先有面上的感觉和体悟，当你逼近到某一点时，会找得比较准确，不容易偏移。然而，像包伟民老师讲的，如果这个学生没有什么接触宋代材料的背景，他现在又希望比较快捷地进入研究领域，那也许从点上开始比较容易。这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点必须是一个能扩张的“点”，而且是各种史料相对成“组”的点。也就是说，如果你研究《夷坚志》里的某一条材料，你不能光看这一条材料，你要把它和它周边的背景材料联系起来，变成一个材料组。一个组合笼罩在一个“点”上，这个点才会做得比较确切。所以，我们不管从哪一种方式入手，都要知道入手方式的利弊，要选择相对合理的路径。

　　我以前上《宋辽金史》的课，对本科生，我也是让他们读《宋史纪事本末》，让研究生读《长编》。我父亲作导师，也是这么教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也和包伟民老师有共同的反思，实际上研究生阶段选择学宋史的学生，不见得将来是要做宋史的，他可能是以宋史作为一个平台或者作为选择的一个出发点，来试一试他的各方面能力，培育他的多方面基本素质。如果我们看到这类求学目标，把培养方向放在这里，确实不必上来就读《长编》，也许接触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让学生打下比较广泛的基础，是更合理的。

1984年漆侠（左一）与老师邓广铭在香港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

　　所以我想说，国内和国外培养学生的方式、阅读的选择很不一样；就学生个人而言，准备一辈子做宋史，还是来摸摸学术路径的可能性，或者来培养多方面的基本能力，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老师们的培养方式也不一样，像我父亲他们会说要读《长编》，但漆侠先生是领他的学生读《文献通考》，也有老师主张读《宋史》，黄宽重老师从读文集开始。所以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但你不管选择从哪里入手，你应该知道，你这种入手方式特有的好处和不足在什么地方。

　　另外，我还想说到的一点是，1987-88年我在美国，每周去参加两次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的读书会，当时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非常注重社会科学的著作。在他的课堂上，会读诺思（Douglass North）讲制度经济学的东西，会和研究法国中世纪的教授联合开课，一个人讲中国的中世纪，一个人讲法国的中世纪，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他的电子数据库。他对我的提醒是，要注意社会科学对人文、历史学科的刺激。不论你是学宋史还是其他学科，尤其在国内读博士的同学，要特别有这样的意识。在西方的大学里，博士生可能要选择两个到四个方面作为重点学习的领域（fields），这是一种教育体制内的要求，但是国内大学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更要靠大家有意识地往这些方面努力，争取有所补充。

　　本文选自《文汇学人》（2017年4月21日），原题《师说，我与宋史——文研学术·包弼德、伊佩霞、包伟民、邓小南在北大文研院的座谈》，胡梦霞整理，孟繁之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