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我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一面耕耘，一面在私塾就读，在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小学学业。因无钱在当地县城读中学，1908年，我肩挑行李，手提藤包，跋山涉水，从荒僻的山村来到杭州，考入学膳免费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初级师范科。学习期间，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一度辍学。1912年，我作为初级肄业生跳级，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两级师范学校高师班（全班共23人），并被推为班长。此时欣逢李叔同先生来校任教，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被他修长的身材、轩昂的气宇、非凡的仪表、炯炯的神态所吸引。他平时沉默寡言，平静和淡，教学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教艺术课的同时，他更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对学生循循善诱，处处以身作则，让学生心悦诚服。由于我当时任班长，故得以经常接近李先生。李先生对艺术的热忱和对后辈的殷切期望，深深感动了我，使我永远铭记在心。

李叔同（弘一法师）

原来这所学校的图画、音乐课，不为大家重视，处在可有可无的状况中。自李先生上任后，局面起了根本的变化。他的教学正规、科学、深入浅出。在音乐课中，他率先采用五线谱；在理论课中有作曲、和声、乐典；在器乐课中有钢琴、风琴;在声乐课中有视唱、齐唱、男生四部合唱（当时尚无女生）；歌曲有英文歌、中文歌和李先生创作及填词的歌曲，记得李先生第一次教我们唱的是他自己创作的《隋堤柳》。李先生不仅诲人不倦，而且教学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激起了学生浓厚的学习音乐的兴趣，提高了学习音乐的自觉性。当时校中仅有钢琴两架，风琴若干架，早晨学生在天未亮时即起床抢坐在琴边等候，起身号一吹，琴声齐鸣，校园中顿时振荡起交响乐般的回响。记得1914年，在李先生的倡议和具体指导下，我班在西湖孤山西泠印社内柏堂大厅举行了一次音乐会，这是浙江学校有音乐会的开始，激起了社会巨大反响。音乐会节目由先生亲笔书写，张贴在会场上。音乐会结束时，发现节目单不翼而飞，不知什么时候竟被有心寻觅墨宝之士揭去了，一时引为佳话。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先生书法之高超和大家对他的敬爱。 　　

在绘画教学方面，先生采用西洋正规专门教法，初次使用石膏模型及静物临摹;在1914年还开创了人体写生，使学生眼界大开，渐悟绘画的真谛。他还经常鼓励、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西湖可以说是我们课外写生的大教室。 　　

在李先生真、善、美的教化、沐浴下，学生兢兢业业，学业猛进，这为以后参加社会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李先生任教期间的1913年，印刷发行了《白阳》创刊号，由他亲笔缮写诞生词及所有的作品，并付石印。其中先生的作品很多。《白阳》分文学篇、音乐篇、绘画篇、印稿、画稿，内容非常丰富。我当时所绘的西爽亭，在先生的奖掖下，也有幸刊印在内。这是一本对推动艺术发展极有意义的历史性刊物。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来征求作品时，李先生选中了我的几张有一定水平的油画，准备参加展览，不料作品送到博览会筹备处，即遭无故退回。先生对此非常气愤，他对我说：“我们的作品，过了百年以后，总会有人了解的。”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欧美对东方民族的歧视，一方面也反映了先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朝一日立于世界之林的信念，这也是对我们后辈的巨大鼓舞。 　　

1916年暑假，我住在西湖孤山苏公祠度夏。一天晚上，李先生突然坐了一只没有布篷的划子(小船)来找我，并邀我同去游览。两人泛舟湖上，促膝谈了许多话。当时先生一面愤慨地回忆了万国博览会作品落选的往事，一面出示了日本权威性报纸《朝日新闻》上刊载的一篇关于李先生的消息，其大意是:“上海艺术界如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每月竟能得数千元；而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怀才不用，任其自生自灭，真可使人叹息！”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自己万万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当一名艺术教员的……”由此看出当时旧中国对先生如此天赋高的艺术家未予重用，使他未能发挥大才，连国外新闻界也发表了评论。但李先生毕竟是一位情操高尚的人，他不以个人得失为重，毅然肩挑教育重任，认真悉心施教。当时浙江一般学校的艺术教育，不过临临范本，唱唱用简谱记载的极简单的歌曲而已。经过李先生教导，造就了一批国画音乐专修科的学生，分配于全省的中等学校。加上初级师范的几届毕业生散布于全省的小学校，浙江的学校艺术教育才出现革新的气象，才纳入正常的轨道中。所谓五线谱、所谓合唱、所谓复音曲，在这一时期才得以出现于一般学校。

1918年，先生在出家前，曾将生平所有之物分赠给师生好友，我也分得先生的大件字幅，及先生的日本老师上真行亲笔书写赠给先生的一本装裱过的中文诗词册子。在册子封面上，先生亲笔题写“梦香先生墨迹”（“梦香”乃上真行的别号，可见先生之珍爱）。上真行的诗词甚好，书法更佳，不亚于中国古典文学家，值得钦佩。可惜在抗战期间，先生赠我的字幅，多焚于炮火，所剩者只有这本《梦香先生墨迹》及先生50岁时亲书送我的“慈悲”二字了！李先生当时的作品中，成就最大的要算油画，他出家前曾拣取得意的几幅，其中也有我的油画，专送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保管，预想总可垂之永久了。不料后来我在上海和夏丏尊先生谈起此事时，他说：“我本想把弘一法师的油画在浙江文献展览会上展出，岂知向北京艺专（即前北京美专）一调查，竟不知去向了，可惜，可惜！” 　

　李叔同（弘一法师）和刘质平、丰子恺

李先生出家时，我正在上海。当我把这个消息转告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先生时，相顾愕然。后来杨先生告诉我，他为李先生出家竟流了一夜泪。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我和丰子恺、刘质平创办了具有全国规模的美学组织“中华美育会”及会刊《美育》杂志，宣传新文化运动。当时先生虽已出家为僧，但他以入世的精神，特为《美育》题写刊名，为杂志增添了无穷的光彩。 　　

同年，我与丰子恺、刘质平创办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艺术师资人才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后又扩大为中国第一所高等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大学。当时我们都是将教课所得的微薄薪水，作为学校的经费，在办学的七八年中，几度发生经济危机。我作为校长，负责经管全校经费，见校舍的租金和教职员工的薪水无着，不得不将皮袍几度押入典当，最后赎出时，皮毛已像“花蝴蝶”一样飘散，荡然无存了。我结婚时唯一的一只“爱而近”牌金表，也当之又当，表壳被撬得伤痕累累。这些都是办学艰难的历史见证。有一次，当我们遇到燃眉之急时，弘一大师（李叔同）得知这一消息，特地书写对联条幅10件寄给我，要我们出售，以此筹集资金，终于使学校得以渡过难关，继续培养了一批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大师的这种慈悲为怀、雪中送炭、百年树人的伟大精神，使我终身感念不忘！

作者系李叔同的学生

文章来源《耆英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