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开书目，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当年“开不出”的回答，那当然是针对当时媒体和舆论界一些倾向有意“说不”，其实他私下也曾给朋友许寿裳的小孩开过书目，计12种，且均是旧书；这又与他所说的青年最好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名论相悖，但那同样是有针对性的：不仅因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且当时“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鲁迅深知群体“认同”的巨大影响，当年肯开、敢开书目者，恐怕也不乏“妄人”，所以他不愿在特定场合有同类行为而沦落到与此辈为伍。  

其实鲁迅并不真正反对开书目，即使不够趋新且曾遭其质疑的“国学”，他也认为可以开一些，并曾“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但“结果都不满意”。他婉转影射胡适曾经开具的庞大“国学书目”说，“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所以，书目还是“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  

不过，如果开书目者不是自居指导地位，而是以曾经读书的“过来人”地位出其经验教训，为今日面临“读书”选择的年轻人提点参考建议，即使其中仍不免有“妄人”和“糊涂虫”，也不十分可怕。若能出现更“多元”的书目，似乎也是理想的状态。且今日世风已变，读书人一呼百应的局面早已不再，其所开书目必无当年那么多人追随，则其正面负面的影响本也有限。岂不闻“难得糊涂”一说，“糊涂”境界固非易得，姑妄言之。以下提到的书，不求全面，且必有偏见（因久已无看“闲书”的时间，尤其近年出版的文学书籍极少触及），不过供参考而已，各人恐怕还是选择与自己兴趣相近者读之最好。  

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的实际水准，本科教育大概会越来越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素质当然与知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未必以知识（特别是所谓专业知识）为核心。故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不妨尽量强化一些基本技能（特别是与文科学生今后的择业直接相关的中、外文口头和书面表述能力），读书以泛览为主，很难说什么是必读书，最好尽可能多读。 

 
我想，《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这些过去的蒙学读物，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中与人生日用最直接相关的理念，虽不一定都特别“高尚”，却是应该了解的。进一步言，如果可能的话，孔孟老庄四位的作品都以不求甚解之法熟读为宜，以后受用无穷。  

中外小说所谓名著都可读，最能了解与我们时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心态。我特别推荐读一些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到金庸的均可读，应能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中“荐绅先生”不言的层面，对真正的道教（非学院派教师爷所说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的认识或有助益；尤其各时代“练武之人”的一些基本心态和观念，至少有助于了解战国至秦汉时代的社会（尽管金庸所写的时代皆晚，但“游侠”是司马迁和班固为之立传的社群，到《后汉书》则无，说明两汉之间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些精神和观念当在民间流传，而各类武侠小说中多少都能看到一些）。  

关于外国小说，报纸上说今日青年中已有人觉得巴尔扎克的小说晦涩难读，使我感觉有些可怕。这大概不全是阅读能力的问题，或提示着求知方向的转移（如怎样获取“第一桶金”的传记，尤其出于美国者，便是许多少年的新宠）。但年轻人也不必自卑，当年胡适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以为“甚不易读”，甚至感觉“非有耐心，不能终卷”！这部分或因他把小说当成俄国社会史来看，与我这里所说相类，都是“功夫在诗外”的取向，文学家恐怕是要大摇其头的。  

我这一代人少年时读得较多的恰是我们近邻俄国的小说，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似与史学较近；观其如何安排宏大的场面，而不时穿插日常小事，巨细浑然一体，至为融洽，今后写论文及专书时正可学而习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长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分析，欲治思想史者读了当有助益。此外，侦探推理小说可视为作者和读者的智力竞赛，欲治考证者可多读，也可帮助一般人养成巨细不遗的逻辑思维习惯（到了看一半即知结局的程度即已在竞赛中胜出，可以辍读）。近年翻译较多的博尔赫斯著作以智慧见长，颇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喜欢参加辩论和接受媒体采访者尤可多读，因其中不少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思路（层次当然较高），应付媒体至为合宜。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有些书如《易经》和专谈性理的理学、心学书籍，也许不适宜多数本科生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可通读或选读，却不一定作“专业书”读。通行的教科书其实最不必读（许多老师一定不同意），但为考试似乎不得不读。研究历史当然最好是读原始材料，不过，未入门者或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近代通人中，文字较流畅的至少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胡适，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  

其中最宜读的可能也最易读的，或要算《章太炎的白话文》。太炎本以魏晋文章名世，他自己也颇以此自负。但在传统断裂日益严重的20世纪，颇具煽动性的章氏文字不久即以难读著称，知音日稀。惟在辛亥革命前夕，太炎也一度曾与弟子钱玄同等在东京办白话杂志，专门为旧学不深的留学生说法。其实表述方式的更易，并不意味着著述内容的差别，学问深邃者在针对“外行”或初学者有意浅出时，未必就会降低其学术识见以逢迎接受者，反往往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和盘托出其最有心得的结论，只是略去了专门家感兴趣的具体考辨和论证而已。  

若欲读更专门的，中国古代史家当读的有王国维、陈寅恪、蒙文通、傅斯年、徐中舒、顾颉刚、吕思勉、钱穆、陈垣、郭沫若等，可择性相近者读之。与我们表述方式相类的当世学者中，三联书店正在推出的六本余英时先生论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甚可一读。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20世纪的事，尚不及百年；积累太浅，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专治近现代史者或未必同意）。这样，中国近现代史是处在一个什么人的论著都可以不读、若进行研究则所有相关论著都不能不读的境地，自然也难有书目可开列。不过近年出版的王汎森所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识见和文笔俱佳，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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