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局限于两浙地区的边缘学术

从现存古籍材料看，浙学属于阐发儒学要义的传统主流学问。综观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浙学名家，无论是南宋的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黄震，还是之后的金履祥、许谦、柳贯、宋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万斯同、万斯大、章学诚等，莫不尊奉孔、孟儒学为不祧之宗。各家学说不尽相合，前后传承也有变化，但都以“六经”之旨为依归，以弘扬圣学为己任。在传统儒学的基本框架下，他们各自阐发、演绎，或主修性理，或主攻心学，或承传中原文献之统，或鬯扬事功，或弥纶朝廷经制，或修史以鉴今，或攻文以传道，最后终归于孔、孟圣学的道统。

清初全祖望在疏理浙学脉络及渊源时说，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吕祖俭）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悦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悦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全祖望所称“婺学”，指金华学派，是“浙学”的原创地。又说，“永嘉之学，薛（季宣）、郑（伯熊）俱出于程子（程颢、程颐），是时陈同甫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俱目之为浙学”。可见“永嘉之学”也系“浙学”之一。又说，“勉斋之传，得金华而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勉斋，即黄干，朱熹女婿，朱学的嫡传。即是说，“浙学”至南宋后期，涵盖朱子的“闽学”。更确切地说，朱学经“四先生”传承、改造，注入了浙学成分，成为浙学中的朱学，或者是朱学中的浙学。又说，“四明之学多陆氏（陆九渊、陆九龄）。深宁（王应麟）之父亦师史独善（名弥巩）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名埜）以接朱氏，从楼迂斋（钥）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治朱、吕、陆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又说，“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桀戾，固陋无不有之。其中能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拳拳浙学之意也夫”。甬上此时的“浙学”，又涵盖、融会了南宋的朱学和陆氏兄弟的心学，都打上了朱学、陆学的标志。

由此可知，全氏所称“浙学”，是指兴于南宋之际、上承北宋的濂、洛之学，而兴盛在浙东地区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属两宋时期的新儒学。浙学各家思想虽然不完全一致，主张也各不相同，甚者如唐仲友，孤行其是，不甚和他人往来，但是，莫不正心修己，崇儒教，黜释道，循规蹈矩，言必举尧舜，行必称三王，都是很正统的儒家学说。此后的四明姚江诸先生，无一例外。所以，浙学学术文化的归属，是传统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学术，绝非局限于两浙地区的边缘学术、边缘文化。

“浙学”的学术活动并不局限于浙江

浙学兴起于南宋孝宗以后，是无可争议的。明末刘鳞长有《浙学宗传》一书，从其选文及所列名家，早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南宋以前，虽然不能说两浙地区没有儒学，但是至少可以断定，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和中原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相抗衡的学术流派。在那时浙学还没有形成“团队”，不成气候，更谈不上在全国的影响力，所以，在此以前称之为学统、“学派”，实在不够资格。及至南宋国家政权南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北宋时期的关、洛之学，在中原地区已走向衰落，而在南方，特别在浙水之东得到广泛承传，浙学也就应运而生，并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其学术活动范围和影响力早已越出了浙江。

全祖望有一段话经常被当下学人称道，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三家之一的吕祖谦，是浙学的开山之祖，永康的陈亮、永嘉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事功之学，甬上王应麟的史学、黄震的朱学，都是吕祖谦的讲友、门人或私淑。浙学在南宋孝宗、光宗时期，独树一帜，彼此呼应，相互消长，形成了相当规模，足以与朱熹闽学、张栻湖湘之学、江西陆九渊心学等四家学派颉颃上下。四家之学形成了南宋以来近千年的中国学术的格局，犹如四艘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上齐驾競渡、目标同一的“龙舟”，而后引发了学术上百舸争流、万帆竞驶的繁荣景象。乾、淳以后，浙学的学脉、学理都有变化，追溯源头，即在吕祖谦开创的“吕学”。其实，浙学的性质、源流，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都已说得很清楚了，实在没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我们同时看到，在当今学术话语中，与南宋“浙学”同时并起的朱熹“理学”、张栻“湖湘之学”、陆九渊“心学”，都没有边缘化为本土的“闽学”“赣学”“湘学”，为什么非要将“浙学”无限扩大为本土化的“大浙学”？再者，“浙学”的学术活动并不局限于浙江。南宋“浙学”的领袖吕祖谦，很多弟子在福建或江右；王阳明的学术经历主要在江右和贵州，也不在浙江。作为浙学的主体“吕学”和“王学”，岂能匡定在“浙江”之内？

浙学也应包括浙西地区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始列“浙东学术”一目，而不称“浙学”，原因是浙学学者差不多都是活动于浙东地区人。浙东，是一个地域概念，唐、宋以来，以富春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两大区域。浙东是宁、绍、金、处、温、衢；浙西是杭、嘉、湖、睦（严）。所以浙学，严格意义上说，是浙东之学，称之为“浙东学派”。但是，明末清初以后，浙西地区渐渐涌现出了如邵经邦、郑晓、许孚远、吕留良、张履祥、俞樾、章炳麟等儒学宗师，浙学也应包括浙西地区。

章学诚说“浙东之学出于婺源”，认定朱子之学为老祖宗，则是指宋孝宗乾、淳以后的情况。吕、陈、范、唐诸贤谢世之后，浙学学人多转入朱熹门下而传承朱学，如，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承传朱子嫡传黄干之脉。说明这个学派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其自身结构也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非拘守、保持原生态的朱学。浙学对待陆学也是如此。章氏又说，南宋末至元初，甬上自袁燮、袁肃、袁甫之后，“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孝。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章氏疏理元、明以后浙东学术的流变之迹，前后相承关系，大致得其情实。浙学是开放的、多元的，博览广收，不主一家，不名一师，是浙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所以，浙学的学人虽然承传朱、陆之学，并没有完全割舍吕氏开创的中原文献之统、永康王霸之学及永嘉事功之学，经世致用的学理，实事求是的态度，开拓进取的精神，海纳百川而不守门户的气概，在元、明以后的浙学学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和朱、陆二家之学原旨很有些不同。朱熹批评吕祖谦“喜合恶离”，其实正是浙学“博览广收”的长处。浙东学人崇尚史学，以史鉴今。朱熹当年批评说，“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反倒是彰显了“浙学”经、史并重、讲究实际的学术风貌。浙学区别于朱、陆之学，在于主张经、史不分家，将六经当作史看。吕祖谦经常教诲门人弟子说“载在经史”，“专意经史”，“当于经史间作长久课程”。这个学术传统，后来得到很好继承和发扬，往下延申、拓展，即宋末王应麟的“深宁史学”以及明末清初宁、绍间的黄宗羲、万斯同等“姚江史学”。明清时期浙东史学以及考据之学，虽然比较集中于甬上一隅，其与吕祖谦的“经史”源头遥相呼应。章氏疏理浙学源流而不讲吕学，尤其回避永嘉、永康之学，恐怕有失偏颇。

浙学的当下价值有哪些？其意义何在？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务实，二是立德，三是担当，四是博通，五是绩学。改革开放已40多年，浙江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浙江人民的智慧、气度以及奋斗精神，有本有源，不是凭空产生的，既具有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又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研究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经验，自然而然会联系到历史上的浙学名家、浙学名著，从中汲取精华，发掘当下的价值意义。这是割不断的，也是我们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