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二次南侵，长驱直入北宋的都城汴梁（今开封）。次年三月，腐败无能、一意主降的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俘虏，皇室的金银财宝及亲王、大臣、后宫等3000余人，也全部被劫走，北宋王朝至此灭亡。此后不久，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这个重建的宋王朝，由于后来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北宋灭亡的原因当然很多，是封建专制统治各种矛盾交织发展的产物，而宋徽宗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荒淫奢侈、胡作非为则是危机不断加深直到爆发的主要因素。赵佶先后宠信的奸佞如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百姓愤怒地把他们称为“六贼”，此外如杨戬、高俅等人的罪恶不下于“六贼”。首恶蔡京倡导丰亨豫大之说（“丰、亨、豫、 大”出自《易经》，用以表示国家财政充裕，国运亨通，统治者理应豪奢地享受），于是宋廷在江南一带大肆搜罗奇花异石，用大船经运河送至汴京（运送时，规定十只船编为纲，故专称“花石纲”），大兴土木，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制礼乐，以夸耀、粉饰太平。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记载，徽宗仿照杭州的凤凰山而建“艮岳”（又称“万岁山”），“周围十余里，分为东西二峰，最高峰九十尺”，穷奢极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北宋王朝也堕入积贫积弱的深渊。民贫财尽之日，爆发了以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结果，金兵入侵，王朝覆灭。

赵构即位后，不思恢复中原故土，为了躲避金兵不断南下的威胁，在投降派的怂恿下巡幸（迁都）东南。建炎三年（1129），赵构逃到杭州，刚进入杭州的时候，听说这里有个县叫“仁和”，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京师有名的城门啊！因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就是从仁和门入的汴京。以为这是吉兆，升杭州为临安府，“故驻跸之意始定”。（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在金兵的追击下，几经逃亡，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据《四朝闻见录》记载，赵构迷恋临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湖山之胜，曾叹曰：“吾舍此何适！”从此，不顾北方人民在金统治者的铁蹄下啼饥号寒，也不理许多爱国将领力主厉兵秣马、收复故土的强烈呼声，过起了偏安一隅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这次真正地在临安凤凰山下大兴土木了，“大凡立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焉”。（《舆地纪胜》 卷一）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环绕凤凰山麓，方圆共约九华里，建造起了极其富丽奢华的南宋宫城。 而西湖，到南宋在临安定都后，也发展到了繁华的顶峰。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号称“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西面，即西湖一带，还“多空地，人迹不到”，“自六蜚（皇帝车驾）驻跸，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矣”。（《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三）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春，84岁的老诗人王庭珪被召赴临安，作《初至行在》诗说：“望中楼阁入青冥，疑是长安旧帝城。千里荷花开世界，几年羁旅望神京。”周辉《清波别志》卷二记载，一东都故老作《客临安怀旧都》：“曾见宜秋辇路门，大书黄榜许游行。汉家宽大风流在，老去西湖乐太平。”可见当时无论在谁人的眼中，这个临安“行在”就是京师汴梁了。这自然要引起广大爱国志士的愤慨，对南宋君臣“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佚豫进行嘲讽与指斥，产生巨大影响的名作当属林升的七言绝句《题临安邸》。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载此诗，并说：“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绝于旅邸云云。”原诗无题，清人厉鹗《宋诗纪事》收此诗，加了《题临安邸》这个题目。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清曾唯《东瓯诗存》卷四称林升字梦屏，温州平阳人。他是南宋中期的江湖诗人。邸，即旅邸，客栈。这首诗是题在临安旅舍的墙壁上的。首句固然写出了临安的美景与繁华，但诗人的用意是以“山外青山”来反衬“楼外楼”的，与自然界的山外有山相比，更让人触目惊心的要算这番楼宇连绵，竞相巍峨，夸比豪奢的景象了。《马可•波罗行记》曾记载西湖“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并为城中贵人所有”。当时，皇帝的御花园，在西湖上和湖周的，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壶。在湖外的，东有东御园、五柳御园，城南有玉津园，西有下竺寺御园。这些御园，俯瞰西湖，规模宏大。单单一个聚景园，范围就包括今柳浪闻莺到万松岭下一带。大诗人杨万里就感叹说：“西湖旧属野人家，今属天家不属他。”此外，如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的一德格天阁，陷害岳飞“四凶”之一张俊的张循王府，权臣韩侂胄的南园，南宋末期奸臣贾似道建在葛岭的“半闲堂”等等。这层层的楼 台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所建的延福宫与寿山艮岳，这些甲第连云的楼外之楼正是南宋君臣骄奢淫逸的物证。

首句从空间上写，诗人的情感流露还比较隐晦，次句从时间上写歌舞玩乐，而以问句“几时休”出之，则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愤慨与斥责。“南渡后，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西湖游览志》卷二）宋高宗赵构“绝爱”西湖，不但在宫内建有“小西湖”，孝宗即位后，为安其心，经常陪着他乘大龙舟游幸西湖，上演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千舫骈聚”游西湖的闹剧。这在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中有大量记载，周密在自序中特地 提到了“六贼”之首蔡京蛊惑宋徽宗的“丰亨豫大”四个字，痛定思痛，感慨万千。而这正是林升“几时休”要问的内容，北方的中原故土是“遗民忍死望恢复”（陆游《关山月》），在临安，守着半壁江山的统治者却仍然是丰亨豫大，醉生梦死。

“暖风熏得游人醉”，“暖风”是双关语，既指自然界暖洋洋的风，又暗喻南宋统治集团不思恢复、纸醉金迷的腐化享乐之风。这里的“游人”，当然可以理解为一般普通的游客，西湖俗称为“销金锅儿”，他们在这种风气浸染下，陷入沉沉醉意之中。这样理解，可能寓含着作者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冷眼旁观之感，但一般“游人”的“醉”，与末句的意思没有必然关联，并非作者本意。绝句讲究起承转合，第三句为转，要关合到末句，所以“游人”只能是指当朝的权贵们，他们全都沉醉在西湖歌舞之中，贪享着虚妄的丰亨豫大而乐不思蜀。

“直把杭州作汴州”，点明全诗主旨，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南宋小朝廷忘记了宋朝的首都是汴州，杭州只不过是“临安”、是“行在”，这是在指斥南宋君臣忘了北宋故土，不思恢复中原，只想着过苟且偷安的享乐生活。南宋末词人文及翁的《贺新郎》词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批判得更直白。二是说统治者今天在杭州的酣歌醉舞与当年徽宗在汴京的荒淫无度如出一辙， 靖康之耻犹在眼前，如此健忘，只会使后人复哀后人了！作者显然不是要做预言家，这一句既是冷峻的写实，也是深沉的感叹，体现出诗人对国势的忧虑与悲愤之情。

这首诗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如一、四两句都是巧妙地句中自对，但两者并不雷同；二句“几时休”的有力发问，三句一个“熏”字传神。全诗语言平易自然，却又能传达出丰富的含蕴，“直把杭州作汴州”一经道出，就成为极具概括力的典型化诗句了。

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有不少人在仿效这个名句，也出现了一些立意颇佳的作品。比如清初毛际可的《西湖竹枝词》：“夹岸流莺唤客游，岳坟新起酒家楼。摊成薄饼光如纸，怪道临安似汴州。”薄饼就是春卷，是当年汴京的名点。南宋君臣虽身居临安，也照样吃着故都的面食，住在杭州跟住在汴州没啥两样。只不过卖春卷的酒楼偏偏开在岳坟旁边，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讽刺。黄任的《西湖杂诗》其五：“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卧游。争唱柳屯田好句，汴州原不及杭州。”因柳永《望海潮》的名句，遂使 金主完颜亮起“投鞭渡江之志”，当然是汴州不如杭 州了。张岱在其著名的小品文《西湖香市》中记载， 崇祯十三年（1640）到十五年杭城连续饥荒，百姓饿死大半，城里饿死的尸体扛的拉的不断运出来。当时的杭州太守刘梦谦，是汴梁人，他的家乡来打他秋风的人，多半住在西湖。他就逐日把从老百姓打官司中搜刮来的钱送给他们。有人改古诗讽刺说：“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文末张岱评此事曰：“可作西湖实录。”这实际上就是晚明社会衰败的缩影，作者无比沉痛的心态不言而喻。以上诸诗的套用、化用，足见林升诗的影响之大。

文章原名《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内容稍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