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一切史料都是史学-史林春秋-杭州文史网

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值得我们辨识的是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

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历史学建立时，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口号——史学就是史料学。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学在中国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今天我们讨论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时，应取何种立场、何种视角？我觉得到了把傅斯年的话反过来说的时候了，那就是：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90年前，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放在一起，是因为他受到德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影响，语言学是那时人文学术最显现科学性和取得最显著成就的学科，对相近学科有巨大的冲击和引领作用。五四一代的新锐学者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改造传统学问。傅斯年在1928年史语所创立伊始，发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站在科学的立场，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传统历史学有太多崇古、信古的东西，根本上说，分不清传统文献中哪些可以作为史料、哪些不能作为史料，或者说，对于各种成分复杂的史料，其使用价值各自有哪些边界和局限。在理论上、思想上树立了史料意识，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保障。正是因此，“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句斩钉截铁的名言。傅斯年也在其他场合反复说到这个话题，例如：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料论略》）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考古学的新方法》）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方法导论》）

在傅斯年明确提出史料学的科学观念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实践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适。1917年，胡适来到北大接手中国哲学史课程。以前这门课程都由年长的教授主讲，在胡适之前的陈汉章从伏羲女娲讲起，一个学期也讲不完上古。顾颉刚回忆胡适接手后的讲法：“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胡适把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删去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叙述中，关于那些时代的哲学和历史充斥着神话与传说，考察这些由来已久的论述，会发现其构建基础都是经不起科学方法检验的史料。在胡适那里，经不起现代史料学检验和认可的，也就不能是现代历史学所认可的，因而要从现代历史论述中排除掉。

胡适这样讲，当然把深习旧学的北大同学们吓了一跳，他们让在学生中有威望的傅斯年也去听。胡适自己回忆说：“那时候孟真（傅斯年）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受到胡适的影响。七八年以后他打出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至少一部分缘由是在这里。到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也专辟一章讲《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当然，现代历史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傅斯年，如果忽略了他所面对的时代大环境，会觉得他那句话过于僵硬——怎么能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呢？在今天的历史学学科框架下，史料学只是一个分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条件而已，怎么能涵盖全部史学呢？可是傅斯年他们那时针对的是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多追随者和信徒的传统中国史学。传统的中国史学固然不是不辨真伪地使用文献和材料，但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对古代史料缺乏批判鉴别的方法自觉，这使得读史者更倾向于盲目崇古信古，越古老越盲从。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能处理混乱复杂的史料，并从中获得至今仍有价值的历史解释，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依赖于经验与才能，他们基本上不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更多的学者则是盲从教条。无论中国的传统史学多么发达，但那是在古代条件下的发达，学科本身没有发展出史学与史料学的理论自觉。史料是历史学的关键因素。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发端于重审史料，由此告别了、解放了并且现代化了中国传统史学。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史学又把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的传统历史学家称为古董学家（antiquary）。古董学家对史料与历史不加分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接受遥远往昔的东西。约翰·阿诺德（John H. Arnold）说：“古董学家热爱过去。古董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在此有清晰的分野。……比起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来说，古董学家对过去有大得多的爱意要表达。”不过，也正是古董学所积累、发明和发展出的种种技术与规则，使得现代历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明确什么是史料、如何处理史料，历史就不再是古董，而成为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的一部分。

现代史学的基础是搜集、整理、审查、鉴别、分析史料，任何议题都有自己的史料范畴，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在此范畴内排除或扩充史料。当学者把什么是史料，怎样对待史料，怎样排列和分析史料，当作研究任何课题的首要工作来做，很自然地，神话就不再能当作历史的一部分了。缺乏史料观念者必定“信古”，重审史料者难免会“疑古”。重审史料，把非历史的论述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基础上展示历史的真实面向，这正是疑古学派最成功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表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影响深远的革命必定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都取得了成功。考古也好，证古也好，都以全新的史料观念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从疑古开始到今天为止，史学的重要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对于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来说，这样的共识已不再会遭遇质疑：一切可借以认识过去的都是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质文化），我们视之为史料而非直接等同于历史；规范使用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历史学早已在史料学方面建立起最严格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路先辈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此今天我们已不会有任何异议。只是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积累，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接下来应该再怎么往前走？

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正军老师近年来提倡“史料批判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史料批判研究对史传文献持有批判、质疑的目光，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所提出的史料学以及当时的疑古思潮。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孙正军说明了史料批判研究和史料学的区别。他说：“传统史料学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而“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史料批判研究受到后现代史学文本观念的影响，“并非是向疑古运动简单回归”。

“史料批判研究”的合理性和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出现是对20多年来中国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总结。但我觉得，这个提法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方法上仍然是“不彻底”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史料批判研究，只是把历史史传文献当作了工作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献，而未能涵盖新史学建立以来所拓展的全部史料（至少是全部有文字的史料）。因此，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也就是说，不仅要涵盖一切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而且要涵盖尚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

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既有文字史料也有非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包括孙正军所提到的历代文献，也包括不是文献的文字。凡往昔之一切文字，无论书写于何种载体上，为何种书写体裁，文字多少，无不是新史学所开拓出来的史料，例如档案、地契、日记、板报等等。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碎的，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碎片，都可被视为一部史书的残剩部分，都有特定的写作者（authorship），其作者本有清楚的诉说对象（readership），有明确的、特定的写作目的。这样的材料，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史学来对待，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从作者、读者与宣讲目的的角度看，所有史料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记》和街上一张标语，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区别，都可被视为一部史学作品。古人写点什么，不是为了保存下来给很多年之后的史学家当作史料用的，而有他那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写作目的。

还有非文字史料，如考古遗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等，也应该当作历史著作来阅读。当然，现代学科体系已发展出专门的学科、专门的技术来处理和解读这类非文字历史著作，比如考古学、艺术史、人类学等等。这些学科都已发展出一些技术性非常强的阅读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不过，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我们说的“一切史料”还“涵盖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开拓出来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被消失的、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比如没有水的、正在消失的鄱阳湖，物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独角兽，因过度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池塘，浓重雾霾下看不见街道和楼房的北京城，被抹掉了人物的油画作品，等等。空白，没有，也是史料。这就联系到我这几年常说的一个话题：遗忘。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有一个基本常识，即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上的。比如一天记诵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焚书、文字狱等等，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都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我们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集体记忆之外的内容，回顾过去几千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传统史学。中国史学有官修正史悠久的、独特的传统，这反映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所有其他的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傅斯年说传统的史学是“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当我们意识到存在着遗忘的竞争，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居高位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伦理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因此，那些遗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