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与安徽，山相依、水相连，长兴和广德、临安与绩溪毗邻，发源于休宁的新安江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干流。两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结的地域文化形态——浙学与徽学。

△《论衡》书影 资料图片

桓谭，沛国相（今安徽相山）人；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同为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两人学术经历相仿，博学多通，“实事疾妄”，喜“非毁俗儒”。二人都是主张生死自然的无神论者，桓谭“以烛火喻形神”，认为精神不能离开人体而存在，正如烛光不能脱离烛体而独存；王充认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是因为精气血脉在，“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王充受桓谭影响颇深，《论衡·超奇》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浙学”与“徽学”交涉人物。嵇康先祖原姓“奚”，世居会稽上虞，为躲避仇家才迁徙到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因铚县有嵇山，奚氏安家于其侧，便以“嵇山”之“嵇”为姓。鲁迅喜欢魏晋文章，尤其推崇嵇康，1913至1935年先后十多次校勘《嵇康集》，故而在人格、思想和为文风格上深受嵇康影响。

宋明学术主流是理学与心学。朱熹虽生在福建尤溪，但时刻不忘祖籍是江南东路徽州府歙县（今江西婺源），有“吾家先世居歙邑之篁墩”云云，序跋文落款亦署“新安朱熹”“紫阳朱熹”。南宋定都杭州，朱熹与浙江学缘深厚，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与时任台州知府唐仲友交恶；与金华吕祖谦友善并合编《近思录》，在与永嘉陈亮、永康叶适等学者的论战过程中提出了具有批评意义的“浙学”概念：“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尽管如此，浙东尚多朱子学者，有以陈埴、叶味道为代表的永嘉木钟学派，以杜煜、杜知仁、杜范等为代表的台州南湖学派，还有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

△《近思录》书影 资料图片

朱元璋建立明朝，“马上打天下”倚仗的是以武人为骨干的淮西集团；而“马下治天下”则需要倚赖以刘基、宋濂、王袆为代表的浙东文人，进而促成了洪武儒学的发展。明代学术的主流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开创的阳明学派。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中进士，其座师则有来自徽州府休宁县、时任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阳明对朱子学用功颇深，先有“格竹”悟“理”失败的教训，才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龙场悟道”。朱熹不是阳明的“论敌”，而是学术诤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即为调和“朱陆之辩”以证明理学心学同为“圣人之学”。而提揭朱陆“始异终同”的先驱，则是阳明的座师程敏政，其编《道一编》实已发《朱子晚年定论》之先声。王阳明在滁州、池州等地讲学也培养了一批弟子。正德年间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邀游琅琊、瀼泉间”（《阳明先生年谱》），其滁州籍门人有孟源、孟津、姚瑛等。弘治年间，王阳明奉命至南直隶审决积案重囚，事竣游池州九华山、齐山，结识秀才柯乔；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又数番驻足九华山、齐山。池州籍阳明弟子有柯乔、李呈祥、江学曾、施宗道等。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伴随着心学的消退而兴起，浙江余姚的黄宗羲、安徽桐城的方以智则是实学家的代表。方以智曾祖父方学渐系泰州学派传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为其立传。因为父辈与东林党有渊源，方以智、黄宗羲得以结识，一同加入“复社”同阉党余孽阮大铖做斗争。明朝灭亡，二人支持南明王朝抗击南下清兵，作为遗民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反思明朝覆亡的教训，同时还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此外，黄宗羲晚年还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安徽黄山，并为汪栗亭的《黄山续志》作序。

清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外，实则还有浙东经史学派。皖派的戴震与浙派的章学诚有着特殊的学缘。胡适为澄清戴震与章学诚之间的关联，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戴东原的哲学》，表彰二人为“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此外，章太炎对戴震颇为推崇，在《新方言·序言》中详细阐发戴震《转语》中的意见，还撰《释戴（震）》一文表彰戴震对宋儒“以理杀人”的驳斥。

△戴震像 资料图片

徽学与浙学在近现代的互学互鉴，可以从陶行知对阳明学的吸收借鉴，胡适、陈独秀与鲁迅、蔡元培、陈望道的交游来考察。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歙县陶氏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明正德年间迁居歙县。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先改名“知行”，又易名“行知”，还曾用“行知行”为笔名，这一切源于浙江的王阳明。据考证：清宣统三年（1911），21岁的陶文濬开始研究王阳明，接受其“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断，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1927年6月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1934年7月在《生活教育》上发表题为《行知行》的文章后，正式更名“陶行知”。

自东汉以来，由于地缘、学缘、政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浙学、徽学这两种地域文化互学互鉴，兼容并包。这种关系也表现在文化品格上：

1.批判：桓谭、王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批判荒诞不经的谶纬迷信，宣传了科学与无神论；程敏政、王阳明，勇于挑战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促成了心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2.包容：王阳明、程敏政“和会朱陆”，黄宗羲、方以智学习西学，胡适、蔡元培调和中西文明，足以证明浙学与徽学的开放与兼容。3.创新：王阳明批判程朱理学而有“知行合一”“明德亲民”“致良知”等哲学新命题的提出；陶行知秉持“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理念，以独创的生活教育理论去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胡适用现代学术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撰“序”称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作。4.实践：王充《论衡》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从戴震的考据学到胡适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学做合一”，都足以说明徽学、浙学是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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