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节前后，在“上山下乡”的号召声中，我到城北的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公社借用附近一家大工厂的食堂作为接待站，干部宣布完一批名单，贫下中农就领走一批学生，140几个人分配了两个多钟头，最后剩我一个。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把我带到一个村民面前说：“他姓王，是你的队长、房东，也是师傅。”师傅40来岁，腰板笔挺，脸孔墨黑，说起话来却轻声细气：“到吾拉（我）屋里去。” 他用勾头扁担挑起我的行李铺盖拔脚就走。

顺着公路往南走了大半个钟头，再弯进一条机耕路约一里地光景，才到师傅家。一幢三开间草舍，里外收拾得蛮干净。师娘有病不能落田畈，只能做家务。两个小师弟，大的在队里看牛，小的读四年级。师傅上岸能挑，落船会摇，是远近公认的好把式，只因肚里少墨水，从合作化以来，弄来弄去还是个小队长。我后来听说，不善言辞、难得求人的他专门找了公社书记，要求分配一个知青到他家里，条件蛮简单：男伢儿，文化高一点。

师傅的性格好比热水瓶，不声不响却热心热肠。他用上好的竹篾给我隔出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小间，新买的竹榻上铺着松松软软的稻草，还从小学校借来一套高年级的课桌椅供我使用。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床头还拉了一盏电灯，装了只15瓦的灯泡（他们家原先只在饭桌上面有盏25瓦的灯）。这就是我的家了。平时歇力时给我一只熟鸡蛋，泡饭里多放几块年糕，那是常有的事。我呢，帮他记记工分、写写书信、辅导辅导小师弟的功课，布置布置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的“忠字台”，真有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感觉。一次掘地种菜，我掘得七高八低，社员们善意地笑话我，我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师傅却在我后面两丈开外的地方，用小铁耙扎一扎，敲一敲，推一推，耙一耙，竟然垄沟笔直，畦面平整，他那副慢吞吞稳笃笃的样子，看得我呆都呆煞。

第二年小暑那天晚上，师傅拎了几只雪梨瓜到我们新建的知青点来看我，他一边猛抽廉价的雄狮牌香烟，一边同我讲些杂七杂八的话。当第五个烟屁股在鞋底揿灭后，他才开口求我一件事。原来大队在“双抢”前要开动员会，公社指定各小队长都要上台批判“三自一包”，还强调“忠不忠，看行动”。在那时，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师傅挑200多斤的河泥担子脚骨实硬，面对这一招却愁都愁煞。我说师傅你煞宽放心，批判稿我帮你搞定，包你上得了台面。 第二天一早，他拿来几张小学生练习纸，说中饭到吾拉屋里吃，今朝吾拉工分记在你头上。我说师傅真当客气，介小的事体弄得老老大，稿子已经写好了。师傅呆了一下说：“有文化真当好！”

大暑前三天，社员们三三两两来到旧祠堂改建的大队会场，聊天的、抽烟的、做针线的、嗑瓜子的，场面蛮热闹。大队书记扯着喉咙叫参加批判的坐到前排。我看到师傅一手拿着语录本，一手捏紧批判稿，后背被汗湿了一大块(他做重生活都不太出汗)。一个又一个挨过去，终于叫他名字了。师傅一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样子走上讲台。说实话，我们已经演练了好几个晚上，字写得像南瓜子介大，看看蛮厚一叠，读读一歇工夫。果然，套话念 过，他也顺口起来，尽管把“孰不可忍”念成“热不可忍”（好在下面听众也听不出），但紧要关头恰到好处地挥动一下红宝书，显得对“走资派”恨之入骨，对伟大领袖无比热爱的样子，效果居然奇好。

公社书记在总结发言时，有声有色地表扬了师傅，说他一心为公觉悟高，劳动积极思想好，与大队书记一嘀咕，当场宣布他是参加后天公社批判会的代表之一。师傅刚卸掉“担子”还来不及高兴，苦笑着对我说，后天吾拉宁可捻三船河泥。

40年沧海桑田，天、地、人都发生了巨变。师傅家从盖草舍到造瓦房，从砌楼屋到住别墅，从“乡下吾拉”变成城市居民，他退休金拿拿，茶馆孵孵，小孙子带带，日子过得安安耽耽。我也从知识青年变成了退休老头，但我永远忘不了那间草舍、那垄菜地，还有那次批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