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学风端正、学术领先、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资深专家学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对全省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提出“真”“情”“实”“意”要求15周年，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社科联开展“我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浙江老专家学术自传”活动，讲述他们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治学历程，潜心笃志、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的人生境界，请他们为社科工作者传道授业解惑，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今天推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嘉良的《我的学术梦》

2012年7月31日，是我的七十初度，转眼间我已到了老辈人所说的“古稀”之年了。人到“古稀”，来日无多，常会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生出许多莫名的感慨，对自己的前世今生总怀着些眷念、顾盼之意。此刻我最想做的一件事，便是对此生磕磕碰碰走过来的路径作一个简略盘点，以对自己、对人生都有个交代。我这一辈子做的主要是与文字、学术有关的工作，要是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还留下些许痕迹的话，那也就是多年来积攒下来的这一大摞文稿，于是就有了编辑出版这套学术文集之举。

说到学术，立即会想到那些高深莫测的学术、学问，然而我所写的文字，所做的研究工作，大约都可归入“无足观”之列，我也并无忝列于学问家的意思。但仍将其冠于“学术”之名者，毕竟由于它们同学术有些关联，所以且姑妄从之。我对于做学术条件的欠缺，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便是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失，其中包括缺失做学问的气质、禀赋和知识储备，以及后天学术环境的变幻莫测、无所适从。此生误从“学术”，实出于各种机缘，后来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竟然发生了兴趣，也慢慢悟出一点门道，但究竟由于功力不够，所得就很有限，且做得并不轻松。

回望我走过来的学术之路，充满着曲折艰辛，可谓甘苦备尝。今天趁着盘点过往的学术路径时，我想说一说我对于学术的理解，我的学术之路的选择过程，我做学术经历的种种曲折与艰辛。这里不妨先从我的学术梦说起。

我在年青的时候做过许多梦，考入中文系，当一个作家，便是最美妙的一个。可进入师范学院中文系以后，发现这里并不培养作家，你想进行创作尝试，反而被视为专业思想不巩固，为此我还同一位写作课老师吵过一架。这样一个闷棍敲下来，在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于是我就有了“梦碎”似的感觉，心头的落寞之感是难以名状的。

当然，很快就会梦醒的。只要认真进入文学课程的学习，明白“作家之路”是怎么形成的，当一个作家尤其是有成就的作家需要有多少积累与素养，就不难理解圆一个作家梦是何其不易，也才知道自己先前的想法有多么幼稚。那么，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如果这辈子不想做一个平平庸庸的人的话。

正如鲁迅所说，最可怕的是梦醒了又无路可走。当时我就处在这样的尴尬之中了。应该说，我在青年时期对“出路”的理解是有很多片面性的，我的“抱负”中也有许多不合理的成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时我对师范专业的认识非常肤浅，不知道当一个好的中学教师也颇为不易，其价值并不在大学教师之下；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中小学教师地位很低，总觉得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一个中学教师是亏待了自己，也对不起爹娘。五、六十年代的农家子弟进大学读书，有多么艰辛，这是今天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但千辛万苦跳出了“农”门，却只谋到一个中学教书匠的职位，怎么说都是心有不甘。加以其时年少气盛又心高气傲，自以为中学时期写得一手好文章，总是受到老师、同学的夸奖，高考时选择文科，确确实实是出于对文学的喜好，并非其他课程学得一塌糊涂不得已才考文科的，如此拳拳之心，却缘何总是得不到文学的眷顾，考不上一个完全可以搞文学的高校呢？“心高于天，命薄如纸”，便是当时生出的无穷感慨。

我面临的尴尬，并不止于专业本身，还有学校的背景。进高校后，不能实现作家梦，但倘若有所追求，还有一条学术路可走。我们的老师就常说，搞文学研究，如学有成就，也可以成为专家、学者，比如某某就是在学生时代脱颖而出的。这于我很有诱惑，但这可能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梦。环顾我们的学校条件，简直就没有提供这样的可能。今天的浙江师范大学早已今非昔比，省重点大学的地位，雄厚的师资，一流的图书馆，学术研究已蔚然成风，科研成果在全国都排得上名次。但五、六十年代草创时期的“浙师院”却并非如此。当时学校的规模很小，图书、师资等条件都远不如人，学校在全省高校中的排位，只能敬陪末座。1961年我进校读书时，中文系连一名副教授都没有，而离我们当时中文系所在地（杭州文三路上宁桥）仅一桥之隔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却是教授满园、名流云集，两者相较，就越发见出寒碜，简直就是霄壤之别，于是也就有很多的自卑。那时候学校基本上没有科研的风气，甚至连师范院校要不要搞科研都是经常讨论的话题，更罔论有什么科研氛围了。所以，对于师范生来说，做学问都是非份之想。应该说，我对于文学有所追求，期望在专业学习上有更大的进取，本也无可厚非，但我面对的简直就是无路可走的宭境。

然而，机会总是有的，就看你如何去把握。

1960年代头三年，我们国家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当时陈毅副总理发表讲话，鼓励学生又红又专，并且把“专”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高校中就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环境。那时候，向科学进军，成为一个时行的口号，名教授的“治学经验”不时见诸报端，在我们师范生面前同样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这终于使我们也不安分起来，颇有跃跃欲试之态。我与同班的陈增杰同学相约：他对古代文学颇有功底，就向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发展；我对现代文学感兴趣，则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努力。总之，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于是就在学术上结为好友，常常在一起谈论学习心得。那时我们最需要懂得的是做学术的方法，渴求名师指点迷津。我们学校没有名教授，治学的氛围当然也比较薄弱，而当时在报上发表治学经验的杭州大学教授就近在咫尺，不妨向他们去讨教。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与增杰相邀，曾两次造访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增杰是温州人，与夏先生同乡，我们很顺利见到了夏先生；夏先生也并不嫌弃我们是来自一所小学校的中文系学生，总是有问必答，而他的博学、睿知，真使我有高山仰止之感。他讲过的话，我大都忘却了，但有两句却深印脑际，可谓受用终生。一句是讲“笨从本”，意思是做学问倘若自觉愚笨，就必须老老实实从“根本”做起。另一句是“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读书求知，固然需要有书，但更重要的是要将知识融化在心，方能做到融会贯通，学有所成。夏先生的教诲，使我们的心胸豁然开朗。这样的一段求知经历，虽说对以后的学术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在潜意识中所起的作用却是非常之大。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铸成，有时可能就产生在一念之间或一得之见。我们班上的同学，后来在学术上一直走下去的，就是我与增杰二人。他搞古代文学研究，终生不改，作出了很大成就；我则至今仍在现代文学道路上摸索、探求着。

正是在这样一股崇尚学术的风气中，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了我的学术梦。我从夏先生那里听来的“笨从本”，此时就用上了。我在大二时，硬是用一年的课余时间通读了10卷本《鲁迅全集》，做了不少笔记，那可以算是我最初的“研究工作”。我阅读的1956年版的《鲁迅全集》，有详备的注释，读起来并不费力，当然也有些篇章似懂非懂的，特别是《坟》中的几篇文言论文，实在读不懂，就翻过去了。但此次的阅读，的确是获益匪浅，我不但对鲁迅作品有了整体感觉，而且还因鲁迅及于对一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了解，因为后者在鲁迅的文章和“注释”中都有详尽记述。徜徉在鲁迅这个奥妙无穷的艺术、知识世界中，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对学术产生了一种既仰慕而又敬畏之感；而且也只有在这时，学术才真正亲近了我，我也亲近了学术。90年代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说过，是鲁迅“感召”我走向学术，此话是一点也不假的。通读鲁迅后，我读现代文学课程就很轻松了，而且还触类旁通，常常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也小有见解，于是就很得老师青睐。当时我还尝试着用鲁迅文笔写文章，竟小有所获。在大二、大三两年，接连在《浙江日报》文艺副刊《钱塘江》、《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发表文艺短论、杂文多篇，这算是我最初的“研究成果”。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当然都是“小儿科”，尤对学术而言应不足为训，但在当时报刊甚少的情况下能够发表文章已是不易，更何况这还是出之于一位低年级的本科生之手，我所受到的鼓舞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对于我以后走向学术产生重要影响。后来我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了，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鲁迅，便同这一时期的积累不无关系。

由于上天的眷顾，我的“私愿”竟在大学毕业以后不期然实现了。由于我在本科阶段书读得不错，又能写出一笔“老气横秋”的文字（高年级同学对我练笔文字的赞语），毕业以后我的工作岗位就被摆在高校了：留校任助教，稳稳当当当成了一个大学教师。那时，在我面前似乎展现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潜心学术的意愿仿佛已触手可及，自己也是豪气万长，自以为凭着我的才气和苦斗精神，仿佛马上就可施展拳脚，实现我的学术梦了。

但不幸的是，这样的美梦很快又被击碎了。60年代中期的政治大环境，已是“阶级斗争为纲”不绝于耳，使真正的学术研究渐行渐远，而随之而来的更为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则终于把一切的学术梦彻底击碎。我于1965年暑期大学毕业后，即奉命赴慈溪县参加为期一年的“社教”（据说这是大学文科毕业生的“必修课”）；1966年夏，文革开始，我被急召回校，参加本校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便是梦魇似的十年文革。在这样的政治情势下，“学术”两字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文革十年中，要说于学术有所收获的话，是我有机会重读了鲁迅，而且比过去读得更懂了些。因为文革是“罢黜百家，独尊鲁学”，“读一点鲁迅”曾是毛泽东的号召，不仅并不犯忌，而且还是大力提倡的。当然，那时“尊鲁”的目的是借助钟馗“打鬼”，鲁迅是被当作工具使用，毫无学术可言，我从那时的“鲁迅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学术上的长进。文革中、后期，由于我的文字能力被人赏识，一度调离高校，去写一些宣传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文章，那就同学术毫不相干了。而且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文章也不好做，可谓动辄获咎，搞文字的人常被播弄于无形的政治游戏中，一不小心就犯了错。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有时似乎记得学术了，可能会开出一扇小门，但随即会因另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立即将小门关上，并且对前一段的“开门”进行无休止的清算。还有所谓“御用学术”、“遵命写作”，学人的自我、自尊荡然无存，弄得搞学术的人无所措手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了厄运，这便是这一代学人的命运。回想当年的境遇，看看今天社会对学术的尊重，又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学人能自由伸展自己的才能，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深感真应该珍惜这个时代，珍惜这样好的学术环境，使自己有所作为。

我的真正学术生涯是从1979年重返大学教学岗位开始的。那时候正是热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一切都在拨乱反正，在学人面前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我的做学术的念头又一次被燃炽起来。但面对再一次不期然而至的机遇，我忽然发现，在外面闯荡多年一事无成后，我与学术已相距甚远，而投入真正的学术，需要知识，需要积累，需要养成学术思维头脑，需要把握课题研究能力，这一切，我都十分欠缺。

说起来，我的求学生涯也算得是按部就班，十分正规：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从一个校门走到另一个校门，一年都没有脱节过，然后又是进大学教书，总之都是在知识和学术的环境中一步步走来。但就做学术而言，我总有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原由就在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失。先天不足是指根底有限，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且不说五、六十年代接受的教育，无论是学术观念还是知识结构，今天早已“背时”，与现行学术理念有很大的不适应性，要实现已有知识与现代观念的有效对接，需要花出加倍的努力；就以当时的教育背景而言，我没有读过一所像样的小学，像样的中学，像样的大学（我这里指的是五、六十年代草创期的浙师院），更无名师指点，找不准学术的切入点，难以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所以要走上学术门径是难乎其难。我曾揶揄，如果说我后来在学术上还算有所成就的话，那走的也是一条“自学成才”之路。后天不足，则是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耽误了我们太多的时间，我年青时代的大好年华都是在浪掷生命中度过的，从做学术的角度说，我至少有15年是白活了，当我置身在安静的校园中开始我的学术思考时，我已到了不惑之年。这可能就是人生中的大不幸了。

自知不足，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动力。学术上的先天不足给予我的驱动力，是必须像夏先生所说那样应“笨从本”，一切从头做起，从根本做起。所幸经过文革的教训，我对政治已毫无兴趣，到这时才真正称得上是“埋头学术”了，因此也就有了克服愚笨的勇气和精力。我的兴趣和学术积累，主要在现代文学方面，这原本就无很深的功底，且所学大抵早已荒废，现在重新检起来的确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在头三年里，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教学上，一边是读书，读大量的书。对于现代文学，我稍稍熟悉一点的，其实也就是鲁迅，其他作家及其作品，大多是一知半解，于是就读作家文集，包括各种类型的作家，如《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赵树理文集》等。这样的阅读，有利于对一个作家的整体把握，这对于我后来跳出单一作家研究，尽力拓展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是大有助益的。此外，是收集各种研究资料，包括熟悉当时的学术研究状况，使自己尽早进入研究状态。同时也萌生了“赶快做”的念头，一定要把已经耽误了的时间尽快夺回来。“赶快做”，是鲁迅先生在45岁以后“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时说的话，由此使他在最后十年里的创作成果超过了前20年。我每读鲁迅时，这一点总是使我感触颇深，这无形中成了我做学术时的一种重要鞭策力量。80年代中期，我产生了写作《萧乾评传》的想法，有幸结识30年代的著名作家萧乾先生（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之交），那时他已75岁，但依然笔耕不辍，每年至少写二本书。萧老说，他也是在抢“被耽误”了的时间，因其错划右派被剥夺写作权利近20年之久。我当时还是盛年，相形之下，我自然更应努力。夺回被耽误了的时间，那时许多做学术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并非豪言壮语，毕竟人生有涯，实在是其势不得不然耳。

我的学术研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其实80年代出道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几乎都搞过鲁迅研究，因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始祖，不熟悉鲁迅就无法把握一部现代文学史。而就我自己而言，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我对鲁迅的喜爱，另一方面也因其时我的研究视野还很狭窄，我能做做研究的，也只有鲁迅。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躬逢其盛：198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这前后掀起了一个鲁迅研究的高潮，“鲁迅热”几乎主宰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我是在把握了这个机遇后，有计划地读书、研究、写论文，算是正式卷入了学术。第一个研究目标，是鲁迅小说。我在读鲁迅小说时，经反复琢磨、比较，总觉得《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的艺术方法是不尽相同的，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精到，应有一个“鲁迅小说艺术发展”的题目可做。1980年暑期，我在教完一轮现代文学课程后，便开始了对这一论题的思考与研究，着重阅读与“小说艺术”有关的理论书籍，逐渐理清思路，经两个月努力，作成了论文。作此文时，我还收集到不少鲁迅论小说“讽刺艺术”的材料及在其创作中的表现，但这难以纳入本文，需另做一篇，这在下半年也完成了。料想不到的是，我的学术研究竟然开局良好，一炮打响。当时因名不见经传，这两篇文章发表当然都不会很顺利，文章寄出去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最后的结果却出奇得好：一篇刊发在1981年第5期《齐鲁学刊》，并且做了该刊的头条；另一篇在几个刊物“旅行”两年后，竟在本学科最高级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发出了。这无异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也增添了不少自信心，至少说明，尽管我的学术功底并不深厚，但只要努力，我还是能做做学术的。

被燃起的热情，终于再也难于遏制。从1982年开始，我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学术研究了。那时候我还在专科部教书，教学任务相对繁重，但科研渗透于教学，给予我的是更多的乐趣。我一直认为教学与科研犹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教材内容经过自己的研究、咀嚼，讲授给学生，就有别一种效果，我从学生的接受中能体察得出来，这无疑对我的科研积极性有很大的促进。此时我也努力注意扩大研究范围，从鲁迅逐渐移到其他作家和文学史研究。我以为这是突破自己所必须的，如果研究只囿于一点，要取得很大长进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成效就很显著。1983年一年，我就在国内各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篇，大多是如今被列为CSSC1级的期刊，那是我早期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年。此后每年都有不小收获。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助教，有这样的成果在校内就颇为轰动，校报还对我作了专访、报道。1986年，我从助教越级晋升为副教授，这是对我教学和学术研究成绩的肯定，这当然也成了又一种动力，由此使我的学术研究积极性被进一步激发起来了。

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学术生活中度过的。那时是40多岁，年岁大了些，但尚可称年富力强，“赶快做”催促我犹如百米冲刺般读书作文。回想那时精力多么充沛，至今都不敢相信。上副高后，我定下的下一个目标，是向教授冲刺，而且要尽可能缩短时间距离（这个目标后来花了三年半时间达到了）。实现目标的途径，是要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层次。80年代末，我的论文发表数量已达到近百篇，唯一不足的是缺少学术专著，因此还必须继续给自己加压。这时候我的勃勃雄心就是写书。在目下的学术环境中，好像已不太重视书了，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写书却是衡量学术品位的最重要指标，因为那时还没有“买书号出书”一说，出版社只以书稿的学术质量决定弃取，写书还有可观的稿费，一个学人能否出书，往往是确定其学术地位的标志。然而，这也就增加了写书、出书的难度。于我而言，则毫无写书经验，不知该从何入手？这里，我就需要再一次感谢萧乾先生了。80年代中期，我听从了萧乾先生的建议，要对自己的学术作个计划，围绕一个大课题做论文，然后朝成书方向发展。于是我就在三个方面努力，同时写着三本书。一是继续着鲁迅研究，但从小说转向了杂文，觉得鲁迅杂文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尤其对其诗学意义的阐发是远远不够的，值得花功夫去做。二是茅盾小说研究，对这位小说大家的创作我也是情有独钟，不觉萌发了对其的研究兴趣，此后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在这方面竟是用力最多的。三是萧乾研究，这是资料积累中意外收集到一些有关萧乾的史料，又得到萧乾先生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便有了写作《萧乾评传》的想法。这三个课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发表不少论文，并都于80年代末完成书稿。《茅盾小说论》于198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该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出版，《萧乾评传》于199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另一部书稿《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却因书稿被一位责编“丢失”，后来“失而复得”，延至1997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总之，我的研究计划都如期完成了，这是深感欣慰的。这时候我就特别感念我的学术引路人萧乾先生。为写作本文，最近我检出萧老寄给我的20余封信，其中一封恰恰是与“书”相关的，是我请萧老为我的鲁迅杂文研究写序，他给我的回信：

这封信没有署日期，大约作于1997年我的书稿《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即将付梓之际。其时他已住进医院，此后他再也没有走出医院，直至1999年溘然长逝，终于没有了为我作序的机会。当年萧老已87岁高龄，且身患重病，仍如此关切一位学术后辈，在其生命攸关之际，对于我的请求仍表示倘准许动笔“也许会试一试”，怎不叫我感动得泣下！回望我的学术道路，一路走来，有曲折，有坎坷，但总体还算顺当，这其中就因为有不少学术前辈给我的扶掖、导引，前辈的恩师之情，此生终难忘怀。

当然，就我自己而言，为实现预定的目标，毕竟还有许多艰辛。“赶快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无形命令，然而终究由于学术功底有限，要认真去做，而且能够做好，到底并不容易，唯有苦读、苦练、苦写，总之是苦不堪言。那段时间里，为做学术，我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是在拼命去做。记得完成《萧乾评传》书稿是在1987年暑期，书稿已列入当时朱正先生主持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出书计划，朱正先生要求我在10月前交稿。如果这本书当年能出版，这将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然该拼命去做。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每天必须拿出5千字，否则就不能睡觉。当时身体尚健，思维也渐趋成熟，承担得起这个高压。难受的是其时正是三伏天，全家四口挤在仅30来平米的小屋子里，没有空调，又不愿吹风扇（这会吹动稿子），真是奇热难熬。我打着赤膊在斗室内苦战，全身上下都长满痱子，每一个进我家门的人见之莫不感到惊讶。经过一番苦战，书稿是如期完成了。但因种种原因，朱正先生离开了出版社，书稿的出版又成了问题。后来此书也是在几个出版社“旅行”两年后，终于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接纳，得以顺利出版。出书难，这时候就算有了切身体会，尤其对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来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跋涉，我终于体验到了做学术的艰辛和甘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个中的甘苦，唯有自知了。1992年4月，《浙江师大校报》开辟一个教授谈治学心得的专栏，第一个约稿对象是我。编者要求我写一篇短文，谈自己做学问体会最深的一点。接受任务后，我是思绪万千，但脑际中驱之不去的却是“甘苦”二字。恰在其时，我正读着当代作家路遥的一篇文章《从午夜到黎明》，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其时已不在人世，他是以刻苦写作感动过万千读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作中最深的体验是苦和累，当自己写完一部小说，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笔扔到窗外去，从此不再写作（大意）。但他只是心里想想，实际并没有扔笔，写完一部小说，接着又是一部，终至一病不起。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同身受，一下子就把我的“痛苦”也勾起来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几乎一气呵成一篇短文。文章不长，全文不足500字，不妨抄录如下：

写完这篇短文后，我曾伏在书案上抽泣不已，这可以说是我最动感情写下的一片肺腑之言，是用了我多年的心血与生命写就的，所以一直珍藏于今。此文在校报发表后产生了不小影响，当年刘剑虹先生（现任湖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主持的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还将此文以《一个名教授的心意表白》为题，揭载于该中心的刊物《浙江高师教育简报》上，所以此文得以在一些高师院校中流传。我从外校一些老师中听到的反响是，此文说得真切、在理，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进入90年代，直至新世纪，我算是一步一步走入了学术门径，对于研究课题的把握、研究方法的驾驭，自然比过去成熟了许多；同时也因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研究工作可以变得稍为从容一些，不必如先前那样拼命，给自己的预设目标也有所改变，是尽可能做出些稍有份量的东西来。然而积习总是难改，对于学术的仔仔探求仍一如既往地重续着，并未稍有懈怠，在此后的20余年里，做的东西并不比先前少，学术水平也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仍不能尽如人意，没有达到我曾预期的目标。聊以自慰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学术环境中，我尽力保持着学术心态的平衡，既不轻随流俗、不失学术良知，又尽力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做研究工作，在学术研究范围的拓展、把握重要学术命题的理论探求、完成各项研究课题所显示的独特思考等方面，的确也显现出一些学术上的长进。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环境、氛围和学术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重写文学史、重评作家作品形成一股热潮，这对原有的研究格局形成不小的冲击。特别是现代主义被举为时尚，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许多卓有成就的现代作家被被重评重估，我所着重研究的作家茅盾便是当时被“重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我既感到新鲜、好奇，也有不少的疑虑与困惑。1989年出版《茅盾小说论》时，我在该书的右勒口写下了如此题词：“面对众说纷纭的现代文学世界，我从未感到如此困惑，但决不会因此而中止我的思索。”这本小书的出版，已过去了20余年，如今翻检旧书，这段题词依旧历历在目，读着它，仍使我有无限的感慨，因为题词的确反映了我当时复杂的心境，至今看来所言也没有过时。在此后的“重评”风潮中，茅盾一直成为某些研究者随意轻薄的对象，直至90年代中期将其革出中国现代“十大小说家”的行列。我以为这是难以令人“容忍”的。在我看来，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茅盾是一个曾对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其作为声望卓著的文学大师，其所取得审读卓越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这一重要研究对象的“出局”，无论都是对于文学历史还是对于作家本人，都是极不公正的。基于如此考虑，我并没有中止对茅盾的继续思索，进入90年代以来，茅盾研究依然是我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只不过拓展了研究范围，从更宏观视野审视茅盾，探讨诸如“茅盾传统”、“茅盾创作范式”之类话题，以期从更深入的层次总结茅盾为中国新文学提供的经验，同时也表达我对那种不实批评的不满。我在90年代出版的两本茅盾研究专著：《茅盾与20世纪中国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艺术范式与审美品性——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上海文艺出版社），大体上反映了我对茅盾继续思索的成果。在茅盾研究冷落期，这可能已是不小的收获了。这期间，我还写过不少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其中的两篇：《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茅盾的“矛盾”人生与现代作家的复杂样态呈现》，就以往对茅盾的“误读”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有利于深化茅盾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性意见，这两篇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了较大社会反响。这说明，对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家被简单否定，并不为人们所认同，而这种事关现实纷争的学术问题更是被普遍关注的，我的持续探究并非毫无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于2011年5月，以《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茅盾研究》为题，申报是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便很容易中标。由此给我的启示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大家研究，虽因过去已有厚重学术积累，研究难度相对偏大，但只要认真投入，克难攻关，也会有所收获；而学术研究的现实参与意识，更是不可或缺，准此方能对过往的研究有所突破。

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头十年，我的研究工作已主要转向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这可能是我学术研究中一次很有意义的转型。最初的动因，也许仅是考虑地域的“特色”研究。因为从地域文学的研究角度看，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显赫地位，几乎是浙江作家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从这里入手，选取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学现象”，能深挖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来。由我主持的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考虑学会的特色研究，便确定以“新文学‘浙江潮’”为研究重点。学会的成立大会和首次研讨会，选定在海宁召开，就因这里是汹涌澎湃的“浙江潮”孳生地，从这里开始，预示了我省现代文学研究者广阔的学术前景。这一诱因，促动我跳出单个作家研究，转向“面”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我竟乐此不疲地干了十五六年，愈到后来投入的精力愈多。我最初的研究，仍没有跳出“浙江文学”的研究框架，本世纪初出版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及稍后出版的《浙江文学史》，探讨的仍是本地域的文学现象。这些成果，虽有一定影响，但社会反响并不大。这引起我的深层次思考：研究地域文学，单有一地文学的梳理、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地域文学的研究价值是在于揭示其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从中总结出于整体文学具有观照意义的经验，浙江新文学现象的研究价值，亦在于此。2005年申报成功的国家课题《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与20世纪中国文学》，便是对原有研究格局的突破。从此以后，几乎都是从地域文学视角切入中国文学的研究，有相对集中的对于地域文学与整体文学的关联性思考，于是便有渐次深入的对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发现。同一年，我主持的浙江师范大学学科，被升格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于是我的研究从现代文学延伸到传统文化，使地域文学的研究更有所深化与拓展。此时的研究，不只是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伸展到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的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里的拓进，倒使我的研究取得意外的收获。我的地域文学研究论著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除专著《“浙江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广受好评外，论文发表在国内最高级别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其中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建构》，从地域文化传统入手，总结此地历史积淀的文学传统及其在现代的延伸与发展，探讨地域文学的多维性价值，更为学界所重。学术论文也相继为国内三大重要文摘期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所转载，无形中扩大了成果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上海的《社会科学报》还都作了专版介绍，分别介绍我的学术观点、主要研究内容，介绍“浙江潮”文学现象的全面情况及其为中国文学提供的经验，这可能是我学术研究中享受的最高待遇了。从我走过的学术道路中，我深切体会到，不断拓宽学术思路，开拓学术新路径，对于延长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有多么重要；我至今仍认为，地域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值得有志于此的研究者认真去做。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中，另一个有较大收获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这是综合我十余年来为研究生开设“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课程的教学、研究所得。对于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我一向不敢轻慢，原由就在于教学实践活动是向研究生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最重要环节。研究生的学识培养，当然有多种途径，言传身教、随时点拨，都不可或缺，但课堂授课无疑是最直观、最具体系性的施教路径，必须认真对待，丝毫马虎不得。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我耗费了大量精力，不断充实讲稿，实行内容的更新，逐渐形成我的较为完整的文学思潮观。关于文学思潮研究的理论形态，大抵有两种：一是“创作本体论”，一是“精神潮流论”。前者着眼于以“创作”论思潮，很可能把文学思潮史写得同文学史没有两样；太拘泥于“精神潮流论”，则有可能对创作文本有所忽视，或造成精神潮流与文本对应关系的脱节。在讲课与研究过程中，我感觉到，泛泛而论文学思潮，有时会不着边际，不如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许会对思潮研究有所突破。于是就形成了我的从文学形态角度切入，重新建构现代文学思潮史论的设想。这设想在教学实践中的充实、完善，日渐形成以阐释现代文学形态为主体的文学思潮史论的理论框架，概括出诸如启蒙现实主义、人道现实主义、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心理体验现实主义、激情型浪漫文学、感伤型浪漫文学、田园诗情型浪漫文学、“传奇”型浪漫文学等种种文学形态，以此概括、总结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特色。这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应该有着较大的理论创新意义。我所研究的几种主要文学形态，大多整理成文，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等权威刊物发表，有一篇还被《新华文摘》转摘。由此研究最终形成的专著《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于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成为我有代表性的一部学术著作，此书还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奖。这本专著的社会反响也不错，我去外地出差，见有多家新华书店出售此书，一本学术著作能广为流传，足以令我自慰。我感到，写出来的学术书能有人看，表达的观点能被更多人接受，这可能是做学术的人的最大安慰了。前不久，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该校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教学，长期使用我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作为教材，也使我颇为感动，令我感奋的是此书能在众多文学思潮史著作中突围而出，能为研究生所接受，这一教学实践与科研相结合取得的成果，当然更能令人鼓舞。

最后我想说一说做课题研究的一些体会。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学术动向，是强化了课题意识，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制定课题研究规划，根据各学科的研究现状，提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要求，请研究者申报。由是，获得省部级课题或国家课题，常常是衡量学术成就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对研究者个人或一个学科，都是如此。当时我正主持着本校的省重点学科，课题申报便成为学科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初，我对申报课题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