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珍藏了34年的“第6970号”1975年5月10日出版的《杭州日报》和杭十四中“志向农村战斗队”队员名单等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史料，我眼角湿润，感慨万千……

记得1974年下半年，我正值高中毕业。那是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激情年代。当时为响应祖国号召，我带头与部分同学发起并组建了杭十四中“星火燎原战斗队”（后改名为“志向农村战斗队”）。经民主讨论、无记名投票，我被选为队长。当时的校党支部、工宣队革委会还为战斗队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我们自编了题为“高举着火红的战旗”的队歌，还用蜡刻油印的方法出了“志向农村战斗队”宣传刊物。参加我们这个“战斗队”的有高中毕业生，还有部分初中毕业生。“战斗队”在当时杭州毕业生中影响很大。根据原始点名册记载，队员依次如下：赵光燕、许群、韩跃炽、许建东、白忠明、金伟一、张建华、吕维民、章可夫、林松、燕亚醒、陈捷、薛大建、吴文平、周柏生、胡建军等。继我们之后，杭一中、二中、三中、十五中、学军中学等高、初中毕业生也相继成立了各种上山下乡战斗队。记得杭二中战斗队的队长是一位名叫石英的女同学，杭三中的队长叫鲍建平。

1975年5月5日至7日，中共杭州市委召开了本市“中等学校优秀团员、三好学生代表”会议和“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干革命”大会。会议很隆重，是在延安路南原省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我作为杭州市优秀团员代表出席了这两个会议，并在6日下午代表全市将赴农村的知青，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继承南泥湾光荣传统，志向农村干革命”的发言。省、市领导接见了我们，有位老领导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父亲我认识，他很不简单，你是我市上山下乡的典型，下农村后好好干……”会后我还接受了《杭州日报》、杭州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有位带着近视眼镜的男记者对我开玩笑说：“你是省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最年轻的一个……”而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觉得很别扭，发完言就自顾自地跑了下来，害得那帮记者们找了一大圈才找到我这个“典型”。现在想想这场面有点滑稽。

会议一结束，我就急急忙忙赶回家整理行李，告别亲朋好友，去了临安县横畈公社光明大队插队落户。压根没想过自己的事迹会登上党报，可当我在5月10日上午收工后回到知青点打开当天《杭州日报》时，只见在头版上对我日前参加的两个大会做了大篇幅的详细的报道，自己的姓名和“志向农村战斗队”的名称也赫然纸上，不知谁还在我姓名下划了一道红杠。那天正是我20岁生日！那一刻 我确实被《杭州日报》这份意外而又特殊的生日礼物感动了。劳动后那种腰酸背痛的感觉被一扫而光，只觉得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要知道《杭州日报》当时版面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厚厚的一大叠，一天都看不完。那时一般每日只出四版，而且每版只有现在二分之一大。在那个特殊年代，刊登的文章光政审“小样”就要过好几关，所以，不是重要的事情和新闻根本上不了报，更不用说上头版了。由此可见当时党和政府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视。

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直伴随和鼓励我度过了在农村4年多艰苦的时光。我在农村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从插秧、耕田、割稻到翻地、播种、浇粪，养猪放羊、锄草打虫，出黑板报、记 工分；一肩能挑两三百，工分拿到七分八（当时在知青中是最高的），从没做过“倒挂户”；还搞沼气，管果林；为了给贫下中农做豆腐，过春节都没回杭州；说句笑话，就差没把农村女孩娶回家……

右边的这张照片是下乡没多久，在大队茶叶山上锄草时，省农业厅一位带队干部给拍的，我当时还印了一张，并在照片背面写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壮语（这可是当时的流行语），寄给了母校！

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在杭十四中“百年校庆”活动中，被母校作为珍贵史料收入“校史纪念馆”，与其他一些重要知青历史文献，共同纪念和诉说着那段涉及全国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3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问我：“在农村的那段日子苦不苦？”我说：“苦！”“累不累？”我说：“累！”“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那是祖国的召唤，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对祖国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庄严的承诺。承诺意味着付出，而付出是崇高和光荣的。我们用青春和汗水，甚至用生命写就的“上山下乡”史，已在共和国60年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