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知青来说不算什么难事，比在大田里干活轻松多了，不过却是对耐心的考验。我曾步行十几里地去找一个老农取经，他育的秧苗粗壮得爱煞人，能把鸡蛋支棱着不落地。回来再看自己的秧，就真想做一次揠苗助长的傻事。一个月后，秧苗育成，用铁锹连秧铲起一寸厚的土，大小如书本，一片片叠起来，拉到大田，由社员们一撮撮揪下来栽到田里。那年还试验了一种“晒苗”技术，是公社一个叫沙玉的农技员发明的：在稻苗长到三四寸高时，撤水猛 晒，晒到土地龟裂，叶尖发黄，然后硬生生地拔下来。秧苗老根全断，而且极其老壮，一插到水田里，就如久旱逢甘霖，新根迅速生长，秧苗很快返青，真是物极必反的奇迹。还有一年，秧田播种后剩下一些催过芽的稻种，我把它倒在一个木架上作无土培育。20几天后，秧苗盘根错节地缠在一起，提起来轻便得像一床毛毯，把一帮小青年稀罕的，每人抢着扯一块去插了。

1976年，我在宁夏大学当“工农兵学员”，自治区党委抽调一批大学生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搞社教，我也在其中，被分到吴忠县一个回民聚居的大队。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但农民思想比较传统。我联系的第十生产队队长姓纳，说他们连续几年育秧都未成功过。我想，帮助和指导生产也是工作队的任务之一，就不知深浅地拍着胸脯包揽下来。后来想想，真是带着些二杆子的傻气。

我准备按书上说的：盐水漂种、热水烫种、堆种催芽等流程，正正规规地操作一次。工作队在当地有着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威，纳队长答应了我的全部要求。正式开始育秧的那一天，我早早到了生产队的库房，一进院子便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氛。几个队干部和老农聚集一起，满脸凝重的表情，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相互传递着狐疑的目光。紧挨着库房的山墙，已经砌好一只临时柴灶，埋着一口三尺铁锅，加好了水，水里浸着一只筛子。纳队长用钥匙打开存放稻种的库房大门，十几个社员手拿家什等待着我的调遣。顾不得多想，我命人点火烧锅，然后搬一只马扎，在灶前坐定，伸手试着锅里的水温。我测量过，烧到平时热水烫脚的温度，正好是50℃左右，这时候我就让人把用盐水漂去瘪籽的稻种倒进锅中的筛子里，双手在稻种里来回抄着，以保证每粒稻种均匀受热，心里默数着烫种的时间，两分钟后，连筛子提起来，让人倒在库房里铺好的苇席上，换一筛子新的稻种再烫。一锅接一锅，我全神贯注地感受水温的高低，不时发出加火或撤火的指令，完全没有留意忧心忡忡的纳队长和几个老农坐立不安地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等到一万多斤稻种全部烫完，在库房里码成长长的一堆，用塑料薄膜盖好捂严，我才伸展了一下酸痛的腰背，舒了一大口气。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到库房查看，并让人早晚用木锨把全部稻种翻耖一遍。同时，纳队长带人连续几天整理秧床。第四天早上，掀掉薄膜，所有的稻种全部白花花地绽出了胚芽！这时，纳队长紧锁的眉头才开始有点放松。接下去就是播种、搭棚、管理。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正在驻地写材料，纳队长兴冲冲地闯进来，连连说：“成了成了！”拉上我就朝外跑。到了十队的秧田，打开 一个个塑料地棚，只见全是一片片崭齐的碧绿！比我自己插队时育的秧都好！我分享着老纳的喜悦，他兴奋地告诉我，已经去全大队看了，哪个队也没有咱队的好！

老纳告诉我，自从我在库房烧锅烫种那天起，他的心就一直在嗓子眼儿悬着，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

“全队的人都在怪我，人老几辈子，谁见过稻子煮熟了再种？”纳队长诉着苦说。

我说：“我的手在锅里呢，稻子要能熟，我的手不成煮羊蹄了？”

纳队长说：“大家担心也不是没道理。种子是农民的命根，一万多斤啊，有个三长两短，年底全队几百张嘴就该喝西北风啦！”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库房里聚集的那些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大老爷们是不放心，怕我胡闹啊。纳队长其实也不放心，可他没办法，他是老实人，挡不住“上面”派来的工作队，只能“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独自提心吊胆了十几天。

“他们都说你是工作队，干好干坏，蹲几天拍拍屁股走了，怕靠不住啊。”我说：“我也是庄户人，刚从生产队出来没几天。”

“这下好了！放心了！这么好的苗，在咱队可是头一回。”老纳满脸的皱纹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真是艺高人胆大！”

我还不明白自己的斤两吗？哪里称得上什么“艺高人胆大”？

无非看着书，按图索骥，照着葫芦画个瓢而已！如果有什么话可说，那倒是有一句：知识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