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敌入侵，打乱了中央航校的正常发展；一步步的内迁和西移，使得中央航校在颠沛流离中艰苦支撑，玉汝于成。1946年，已改称空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空军官校）的中央航校由印度腊河迁回杭州笕桥。

八年已去，弹指一挥间；费我青春，时光难倒流。回到杭州的空军官校可否找到当年笕桥中央航校的意气风发和神采飞扬，又如何演绎当年中央航校的传奇？让我们通过高阳这位当代民国传奇人物的足迹，来回观仅仅四年笕桥身影的官校吧……

1946年夏，空军军官学校在杭州复校。首先在招生方面进行了改革——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军用文职人员。这一创意，是当时担任教育长、后来出任校长的胡伟克的首倡。胡伟克将军，祖籍江西，其母是英国人，曾经入英国皇家空军学习，长得英俊挺拔，聪慧干练。

官校回迁，立足未稳，内战已兴，前途如何，人心漂浮。因此，得知胡伟克的思路以后，空军官校的教务和总务的干部中曾有人建议：“学校将迁往台湾冈山，如果招进一批非急需又无助于飞行机务的人员，再加上他们的眷属，等于背上一个大包袱，建议从缓或从商。”胡伟克明快地裁决道：“我认为台湾社会也正需要优秀的国学人才和干部，大家把眼光放远，别那么小气，这个大包袱我们背定了，若干年以后，你们也许会明白我的苦心。”曾经留学西德学习空军的胡伟克倒是别有一想。

晚年的著名作家高阳

空军官校招考文职人员的告示赫然张贴在周围醒目的地方。记者是消息灵通人士。消息传出以后，已在新闻界闯荡的高阳（高阳(1926—1992)，浙江杭州人。从学校出来，担任空军军官，而后随军辗转到了台湾，成为台湾享有盛誉的作家）很是兴奋不已，跃跃欲试。他压抑着因看到机会而被激荡出来的信心，埋头复习文史典籍。高阳当时的计划深藏心里：“我一定要去报考空军官校，因为空军是现在世界上最新式最进步的军种。”

经过秣马厉兵、苦心孤诣地复习准备，高阳在经过了严格的考试之后，被空军军官学校录取，以文职人员的身份进入了空军部队正式编制。

曾经的笕桥航校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和传奇色彩的地方，她为民族争光的光辉历史使高阳深感自豪。当时在中国空军抗战中出现了很多传奇般的故事，其中多与笕桥和杭州有关。1938年3月8日，有12名飞行员受命对山西风陵渡日军炮兵阵地实施空中打击，写下遗书之后，立即驾机腾空，以“三三制”编队飞往风陵渡。接近目标后，一同开火，强大的扫射使日军炮兵阵地全线覆灭。正当勇士们凯旋的时候，在陕西省华阴县上空，与日机遭遇。因为猝不及防与弹药不足，中方战机边打边撤。战斗结果，双方损失相等：日方被击落轰炸机1架、驱逐机1架；中方也有两架飞机被击中，其中一架是由来自空军第七大队（驻西安）的年轻飞行员骆春霆驾驶的，他正是杭州人，毕业于笕桥学校六期。在官校，学生们依然领取政府津贴。时值抗战胜利不久，物价稳定、市场兴旺，官校的津贴颇为值钱。性喜热闹的高阳第一次拿到津贴以后，与朋友们一起到笕桥镇上的小酒馆里潇洒了一次。

官校开设的军事学课程，包括战斗机驾驶等，给学生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当时，校内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飞行员驾驶何种型号的战斗机，与驾驶者的性格有关。比如，活泼好动的，较适合单发动机型战斗机；内向沉稳的，则较为适合双发动机，如B-52型轰炸机。

每当飞行员学成毕业的时候，都要搞空中SOLO（单飞）仪式。表演的时候，要在飞机的双翼尖端挂上两条鲜红的绸带，如在空中演出富有节奏感的明丽的红绸舞，表明学成的飞行员可以脱离教官开始独立飞行了。如果飞行不过关，就要被淘汰出飞行队列。因此，起飞前，飞行员会按飞行习惯在双翼尖端挂上两条鲜红的绸带，以向友机表示，这是他的处女航。

在笕桥机场附近的净空，一边听着飞机翱翔的轰鸣声，一边听着大喇叭里播放的一个娇柔女子的歌声：“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机声，春光旖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度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殷勤寄盼莫负好青春……”这在笕桥空军官校内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当时航空救国已成热潮，苗条秀丽的西子姑娘都以能嫁给英俊勇毅的飞行员为终身的幸福与荣耀。尤其是有些从美国经过培训并且领到毕业证书后回国的年轻的飞行军官，更成了姑娘们心中灿若星辰的最爱。官校学生身着墨绿色上装，淡紫粉红色长裤，米黄衬衫黑领带，胸前佩着金银两枚中美飞行胸章，器宇轩昂、英姿勃发，处处引来尊敬与羡慕的眼光。

官校秉承中央航校的传统，有比较浓郁的文化教育气息。官校倡导生活行动会，旨在发扬公共道德，付于生活行动。办有报纸并配有文艺副刊《笕桥报》，从精神上给军事训练和作战准备十分紧张的人们丝丝轻松与活泼。

官校注重对学生的军政思想教育，尤其是注意发挥在艰难险阻中茁壮成长的校史和光荣悲壮的校友们的事迹的特殊作用，极大地激励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1946年

随着战争局势越来越明朗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1948年4月15日，空军军官学校正式由杭州迁往台湾，设在高雄市以北的冈山。高阳也随同前往。但是，官校的搬迁是隐蔽的，也是抑郁苍凉的。用军用卡车装载，用帆布篷将满车货物盖得严严实实，开出大门去后，路面扬起烟尘。当地村民少人问津，而且也不允许打探。后来，大家自然都知道了官校的去向。

1950年以后，高阳的外甥周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由于历史的原因，高阳没有正式回到在横河桥的家中向他年迈的母亲和兄长姐妹等家人告别，而是只给杭州许家寄来过一封家信。在信中，高阳根据军事通邮保密规定的要求，用隐晦的笔法写道：“我们这个店要搬到印度去，老板要我到印度去。”信中所说的“店”就是指空军军官学校，“老板”指空军官校的校长,隐而未谈的搬迁的地方则是我国的台湾岛。

文章原名《中央航空学校回迁杭州与移往台湾》

文章来源《民国杭州航空史》第四章第一节，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