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二年（1132），张九成考取状元，开始他的仕宦生涯。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一岁。孔子说四十不惑，《礼记·曲礼上》也说人生四十强而仕。在古人眼里，一个人到了四十来岁，处在智虑与气力最强盛的时期，方才适合出来做官，经邦纬国。 张九成因为类省试、廷试均为魁首，特进一官，以左承事郎转左宣教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距离临安府不远。他赴任后“宿于签厅”，究心吏事。他还在官厅墙壁上写上一行大字，称：“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用此来警醒自己时刻勤勉公事。
绍兴五年（1135）二月，宋高宗以赵鼎（1085~1147）为左相兼枢密院事，又下诏营建临安太庙，已流露出定都临安的意思。其时，高宗常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1021~1086），认为正是王安石坏了人心风俗，才导致了靖康的悲剧。因此，庙堂风向发生了很大转变，竞相攻击王学。宰相赵鼎即“好伊洛之学”，大力起用洛学中人，在他的推荐下，张九成以太常博士身份入朝为官。当年六月，张九成改除著作佐郎。紧接着，张九成的两位学生樊光远（字茂实，钱塘人，1102-1164）和汪应辰（本名洋，字圣锡，1118-1175）同年登科，樊光远是省试省元，十八岁的汪应辰则是殿试状元，少年折桂。高宗亦忍不住当面夸他说：“朕妙选天下士，而省、殿榜首皆卿门人。”张九成不以此沾沾自喜，答道：“臣不敢以利禄之说诱其徒，惟知讲明经术，庶尽忠孝。”继而进言：“我宋得天下以来，其相传家法，臣辄断之以一言，曰仁而已。仁之发见，尤在于刑狱。”直陈理官审办狱案之弊，建议朝廷宜以省刑爱民为急务。 绍兴六年三月，张九成迁秘书省著作郎，八月除直徽猷阁、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他以“贴职太峻”，不敢“上紊朝廷纲纪”，坚决要求辞去直徽猷阁，乃改除直秘阁。孰料，此举却遭到朝臣的猜忌，左司谏陈公辅上章弹劾，说他“矫伪”，张九成请辞，第二次辞官归里。
一年以后，即绍兴八年（1138），朝廷再召用张九成，让他担任宗正少卿，负责皇族事务。官场文化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当初张九成因为被人怀疑“矫伪”而被罢，如今新命制词，却盛赞其为“名节之士”。 不久，张九成改任尚书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随后，又再兼侍讲，负责向皇帝进讲《春秋》。一日，张九成在经筵讲到日食问题，他说：“日食之变，本于恶气；恶气之萌，本于恶念。”由此启发高宗推广一己之仁心，施行王道仁政。又有一次，他与高宗讨论起某件事情，高宗说道：“朕只是一个至诚。”张九成进奏说：“陛下对群臣时如此，退居禁中时不知如何？”高宗答：“亦只是个诚。”张九成再追问道：“对宫嫔时如何？”高宗踌躇片刻，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张九成就说：“只此便是不诚！”其能相机启沃、随事陈言，往往类此。因此，当时经筵虽有吴表臣（1084-1155）讲《孟子》，吕本中（1084-1145）讲《左传》，尹焞（1071-1142）讲《尚书》，但高宗却对近臣坦言，自己从张九成那里所得最多。 绍兴八年，南宋已正式定都临安，并加快推动与金朝的和议谈判。当年十月，赵鼎被罢去相位，秦桧一人独相，开始把持国家大政，排斥异己。赵鼎罢相前，张九成曾对他说：“金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今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彼诚能从吾所言十事，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认为金人不可信任，即便真要和谈，宋廷也当掌握主动。赵鼎罢去后，秦桧想要拉拢张九成，希望他能附和和议，但张九成对他说：“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秦桧反过来以政客之道相劝，说：“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暗示张九成在朝为官，应当识时务，学会妥协做人。不料，张九成当即面折权相，回答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这让秦桧颇觉难堪。后来，张九成又在高宗赵构面前进言“敌情多诈”，规戒其勿安于和议。无奈那时候皇帝一心求和，哪里听得进他的意见。
当时，秦桧已掌控朝廷言路，拉拢不成，必欲去之而后快，就制造舆论，说张九成是赵鼎之党。张九成眼见朝事已无可挽回，索性坦然以赵党自居，上疏称病乞归，遂于绍兴八年十一月除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这已经是张九成第三次辞官，此番入朝尚不足一年。同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秦桧替高宗拜于金使脚下，接受金朝诏书，甘心“奉表称臣”。国事屈辱，莫此为甚。而这时候，四十七岁的张九成却赋闲家居，理药养病，时与当地僧徒往来，或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具在人心，觉则为圣贤，惑则为愚不肖”，或于百无聊赖中登余杭径山，问道于寺内禅师，如斯而已。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自己往后竟再也没有机会踏入近在咫尺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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