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州华南师院（华南师大）附中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966年，正当我以哲学专业为高考目标投入冲刺时，史无前例的“文革”祸起，天下大乱，一代学子的求学梦灰飞烟灭，从此被抛向了社会的大学堂。作为年过18岁的在校青年，我的社会意识与政治取向已经初步形成。虽然在手举红宝书、高呼“万岁”、通过天安门受阅的红卫兵队伍中有过我的身影，但对于“高举”、“紧跟”、“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顶峰论”、“红海洋”等等把整个中国大地带入全民狂热与迷信田地的社会氛围，我内心充满困惑，保持着思考。所读哲学经典与宗教著作，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等所谓内部书籍，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识到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社会现象，同宗教崇拜如出一辙，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1968年冬离开广州上山下乡后，在农村做过所谓的知识青年，也当过国家干部，但中学时代形成的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和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思考习惯却始终如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工作。1979年10月初，我忽然从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省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定于1980年5月在全国招考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以发现和罗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充实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其中提到具有同等学历、掌握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熟悉一种外语，年龄在35岁以下者也可报考研究实习员。1980年2月5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报名，报名时要提交专业论文和外语作文各一篇，经审查合格者才可以报考。这条消息对我是如此陌生，因为在此以前从未听说过在如此高层的研究机构有如此公开、如此广泛招考专业研究人员的先例；这条消息对我又是如此具有冲击力，它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作为“老三届”的高中生，对照招考条件，我决定以同等学历资格申请报考马列主义宗教原理专业的实习研究员。
1980年2月10日，我收到了一式2份的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登记表，并附信函表示“表里关于你单位的意见，如有困难，可以不写。”对此，我十分感动。我是在准备报考前夕，于1979年11月被宁波市镇海县委组织部的一纸调令从公社团委书记的任上调到新设立不久的镇海县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提出要报考社科研究人员，难道不会给人留下“不识抬举”、“见异思迁”的印象吗？在人才流动尚未成为常态的社会环境下，报考后名落孙山、重归队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但是，正是这次招考所体现的探索人才流动和人才培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打破了“单位人身依附”的传统格局，为曾长期受“单位制度”不公平限制和束缚、消磨青春的有志之士开创了空前的机遇，确实意义非凡。据说浙江全省共有200多人报名参加这次选拔考试，但是经过专业论文与外文作文审查后，只有80人获得实习研究员与助理研究员准考资格，涉及40多个社会科学的专业领域，我很幸运地名列其中，并且在1980年5月的最后2天在杭州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命题的外语、政治、专业基础（哲学）、专业（马列主义宗教理论）考试。
时间流逝。1980年9月12日，星期五。我一早到检察院办公室上班，检察长通知告诉我，有几位从杭州省里来的领导要找我谈话。这使人实在非常意外。来人是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主任的沈善洪（后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杭州大学校长）、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凤贤（后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及随行助手。他们先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内部公布全国参加招考人员的入围者成绩，但录取名单还没有最后决定，社科院对于入选人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我自然意识到他们的来头与分量非同寻常，我就是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权威的考察与面试，然而并不紧张。我叙述了自己在华南师院附中的学习情况及上山下乡以后的自学过程，讲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对举国上下出现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现象的反思而产生探究宗教现象问题的经过。沈老师不断地向我提问：你看过哪些经典图书？你在“知识无用论”盛行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哪些途径看到这些中外图书？《基督教史纲》的内容是什么？看过哪些佛教、基督教典籍？古文程度如何？为什么在农村当知青时还自学英语？英语口语怎样？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其根源归根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们向我说明，这次招考的录取权在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如果被录取的话，会分配在浙江社科所，杭州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暂时还比较困难，夫妻分居也暂时不能解决不。我以平常心态一一作答，表示投身社会科学专业工作是自己中学生时代就有的理想，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大学专业教育与科研训练是我的不利条件，也是明摆着的先天不足，因此如果不能被录取，我会很理解，也不会失去自信，今后可在检察员岗位上继续学习，争取发展深造。
1980年9月25日，新华社电讯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录取工作已经结束的消息：“全国共有4300多人报考，其中600多人报考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论文，学术答辩，录取了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34人，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519人。在被录取的560名研究人员中，有7.9%是留学生和研究生，84%以上是大学毕业、肆业，也有一些30岁左右的高中生，经过刻苦自学而被录取。”10月20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浙江省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研究人员揭晓的消息：浙江省共有16人被录取，其中副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5人，实习研究员7人，辅助工作人员3人。不久，我终于在10月的金秋时节收到了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印章的“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录取通知书”，久压心中的忐忑不安石头豁然落下，心情可以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杜甫诗句形容，我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将要揭开新一页，从此改变了命运。
感恩国家的改革与开放，这次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招考过程，预示着社会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前景光明，其未来发展有巨大的空间；同时，招考过程所体现的探索人才流动和人才培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为有志报国之士开创了空前的公平竞争机遇，也开了全国范围不同系统纳贤引才的先河，意义非凡。在宁波市镇海检察院为我举行的送别座谈会上，检察院的同志们以“敏于思考，攻克宗教科学旧禁区；杰作挥就，增添马列主义新篇章”作为对我走上社会科学研究道路的鼓励与希望。
1980年11月24日，星期一。我在杭州第一次进入浙江省政府、省委大院，到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办理了报到手续。当时，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机构分布相当分散，各行政办公室设在省政府大院内，与省委宣传部为伴；经济研究室、文史研究室及图书资料室则租借浙江省委党校的地盘，哲学研究室与浙江学刊编辑部租借了杭州剧院后台的三楼，既是办公室，又是不同资历、不同年龄的5个研究人员的集体寝室，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合在一起，虽然学习、讨论、生活同处一室，却时时能感受到和谐、平等、勤奋、艰苦的环境与气氛。大家朝夕相处，有时夜深人静看书工作到肚子饿时，便点燃煤球炉子，煮上一锅面条，分而食之，然后大家继续各干各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保持着广博读书的习惯，并因研究工作的需要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读书阶段，即阅读扩大研究思路，将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通过思考、提炼、加工、分析、组合，在新的专业平台中加以利用、发挥和完善。许多记忆犹新的“第一次”记录了我在社会科学研究道路上学步的脚印。从今天的角度看，虽然所回忆的这些“第一次”似乎都很平常，但这些“第一次”不仅对我有不同凡响的意义，而且也体现了值得十分珍惜的社会科学学术氛围和培养机制。
第一次参加哲学研究室的会议（1980年12月5日）。在这次碰头会上，沈善洪老师对我作了以下评估：一、刻苦自学十几年，学习是努力的，精神也很可取；二，哲学基础没有系统化；三，宗教知识是零碎的一些常识。他认为，搞马列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如果没有系统掌握熟悉一种宗教，就宗教理论搞研究，是没有出息的，因此要在佛教、基督教之中主攻一种宗教。这种直接、中肯的分析，如久旱甘露，不仅切中了我的要害，也为我指明了方向。最难忘的是，沈老师建议我到杭州大学历史系胡玉堂教授那里听他的研究生课，并且亲自陪我到杭州大学胡先生家拜访求师。就这样，我与胡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受教至他去世。
第一次接受学术指导（1981年3月24日）。我写了一篇题为《科学与宗教》的文章提交哲学研究室讨论。沈善洪、王凤贤两位老师从专业研究的角度与要求出发，向我提出掌握研究方法的要求：一、要史论结合，以论为主，进行抽象概括；二、要有新的见解，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三、要避免重复已经证实的见解；四、要考虑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五、要有针对性地联系实际。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这篇文章没有写好，问题主要是：题目太大；史料罗列，缺乏分析和归纳；材料与观点缺乏新意，没有独特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沈老师希望我不要急于写文章，不要急于求成，要沉得住气，甘坐冷板凳，做学问没有八到十年的功夫是难有建树的。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一直保持着由资深专家牵头所以研究人员定期互相学习、点评论文的传统。如我写的《青年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探析》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习作，谷迎春老师就文章修改提出了多条很有价值的意见：一、文章第一部分关于青年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史论结合不够，以史代论，有平铺直叙之感；二、第二部分对青年马克思无神论特点概括为继承性、科学性与彻底性，似不准确，而且三性之间，材料与论述之间存在互相交叉的情况；三、要有文采，不要拾人牙慧，如文章开头与结尾的写法，就大有讲究。此外，还谈了一些做学问的事情，要多看书，既要精，又要广，要积累资料，提炼观点，善于概括和善于表达。又如撰写书稿《中国古代的婚姻与家庭》时，沈老师多次主持研究所会议，组织大家讨论提纲与内容；初稿完成后，不仅再次进行集体讨论，而且吴光老师还给我写了多页修改意见。能听到这些极其珍贵的指导意见，是我的幸运。
第一次与专家们一起去作社会调查（1981年6月）。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原理研究室主任吕大吉、中国无神论学会秘书长张继安等专家来浙江作宗教问题调查研究，我陪他们先后走访省委宣传部、统战部、宗教事务管理局、公安厅等机关，并参加了多个有关宗教问题的座谈会。随后一起去宁波、舟山等地的寺院调查考察，历时半月。这次调查活动是专家对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次具体的传帮带，也使我深感社会科学研究要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结合所见所闻，我一路与专家分析与交流，执笔形成了《浙江省年轻僧尼的情况调查》的汇报材料。此报告约8千字，初稿交哲学研究室进行讨论后反复修改，又经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研究所党委书记的程炳卿等领导阅批，最后将文字压缩为3千字，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情况与建议》1981年第2期上报给省委，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对文章作了批示。这篇调研报告后来正式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社会学通讯》等刊物上，并于1982年获得由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青年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社会调查二等奖。这次调查征文，全国共收到调查报告作品2600多件，由专家组织评审，共有17件作品获奖。
尝到了调查研究的甜头，我的调研热情更高了，更何况社会学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社会学的学科历史就是一部对社会现实进行广泛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的历史。面对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也参与了一些跨学科的综合性的调研活动。温州是我国改革的试验区，它自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富有区域特色的发展道路、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一直深受社会学研究者的注意，我是吴光、张仁寿老师领衔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温州“第二次创业”调查组成员，虽然各人的学科背景与关注点有差异，但是通过探讨具有温州特色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地方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与地位，我撰写的《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发表在《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并且获得浙江省第二届邓小平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第一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接待工作（1981年10月）。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于1981年10月15日在杭州召开。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专业和业余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达260余人，其中包括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瑞典和斯里兰卡的学者，是文革后在浙江省召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召开前半月，具体负责会议组织的哲学研究室开始进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为了让我有机会应用与提高英语口语交流能力，指定我负责外宾的迎送与活动陪同。我陪同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年80岁的陈荣捷与62岁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同游西湖时，他们神采奕奕，步履如常，神思敏捷，对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学术新人也是平易近人、问长问短、充满提携的风范，可谓爱掖独厚，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态。会议期间，我也有机会面对面地受到张岱年、冯友兰等诸多学术泰斗的教诲与人格感染。时光如流，现在我的内心仍充满了对他们的深切怀念，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学术研讨会（1982年5月）。1982年4月底，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关于5月22日至6月1日在武汉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年会及社会学规划会议的邀请。但到5月初，我又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邀请，5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出席宗教理论座谈会。但是这两个会议在召开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我意向是放弃社会学会议，只出席宗教座谈会。当我向沈老师汇报自己的想法时，他的意见是希望我放弃北京的会议，去武汉出席社会学会议。后来，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到北京，然后赶去武汉。应当说，出席这两个会议对刚走上社科研究道路的我都很有意义。在北京出席的宗教理论座谈会是一个小型会议，任继愈先生与世界宗教研究所各研究室的专家围坐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为唯一的京外与会者，我介绍了浙江的佛教与基督教现状与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随后出席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年及社会学规划会议时，费孝通、雷洁琼等社会学前辈与一批后起新秀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回顾邓小平关于社会学等学科“长期被忽视了”，“要赶快补课”的讲话，着重讨论了社会学如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问题，并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加强社会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沈老师在会后听取汇报时，正式建议我把研究方向从宗教领域调整为社会学领域，我经过考虑接受了他的建议。之后，哲学研究室在1982年底改名为哲学社会学研究所。沈老师为了帮助我尽快进入角色，又介绍我认识了杭州大学的孟还教授。孟老师在建国前系统学习过社会工作专业，是费孝通教授领衔的《社会学概论》编写组成员，他指导对我也有很深远的影响，从此开始我接触到了社会工作这一陌生的专业。
第一次有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83年11月）。改革开放为社会学学科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哲学社会学研究所的设立，科研人员研究方向的调整与定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承蒙沈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学研究可以家庭为入门；他多次向我讲到，尽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但婚姻家庭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有着广泛的表现与影响。因此，研究家庭必须了解家庭史，也要了解当下的婚姻家庭状况与存在问题。在沈老师的建议与促成下，我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的婚姻与家庭》（此书于200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韩国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韩文翻译版《중국의혼인과자정》）。我还回到我宁波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中宅是我务农多年的村庄，所有村民家庭都是我了解的，通过入户走访与对调查数据的比对挖掘，我整理撰写了《中宅村的家庭结构与家庭职能》，有关内容与观点获得了当地的认同。回杭州后，修改后的初稿交到了《浙江学刊》编辑部。王家甫主编、谢宝森副主编读稿后不厌其烦，不但耐心地就一些观点与提法提出了讨论意见，而且非常细致认真地对对多处文字进行了修改，终于得以在《浙江学刊》1983年第四期发表。不久，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83年第6期全文转载，《浙江日报》、《报刊文摘》、《婚姻与家庭》等报刊也有介绍外，该文的一些数据与观点还被邓伟志、潘允康等专家在其著作中引用。这篇文章的反响加强了我的自信，认识到只有立足国情、做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科学研究，才是适合我的有意义的工作。
筚路蓝缕，我于2013年退休。在浙江社科院与浙江工商大学任职33年，出版独著13本；查到被中国知网收录的我的中文论文与其他文章有121篇，其中有20篇在发表后陆续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妇女研究》、《民族研究》、《人口学与计划生育》、《思想政治工作》、《国民经济与计划》等专题分别转载。由于这些被转载的文章体现了我在特定时期的研究方向与成果，故不妨以文章被转载的时间为序，将其篇名罗列于下：
中宅村的家庭结构与家庭职能。
毛泽东关于家庭问题的思想。
社会变革与社会学。
家庭冲突的调解：中美方法的比较。
德国社会学的缩影：奥尔登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当代德国的婚姻与家庭。
论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德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反腐败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三题。
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
欧美志愿服务考察。
714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情况分析。
社会政策及其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取向。
少数民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个案。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发展进程。
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一个世纪的回顾。
美国的“肯定性行动”及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单位社区的嬗变与公民社会发育。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工作》创刊周年述评。
德国家庭政策的回顾与探析。
联合督导在社会工作实习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