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四月，一派好风光。草长莺飞、姹紫嫣红不说，单是那漫山遍野的茶叶在氤氲的湿气中慵懒而傲娇地吐出舌尖般的嫩芽，以及十指尖尖、纤巧曼妙的采茶姑娘就足够令人遐想的了。啊，她们一边采茶，一边干什么？她们一边采茶一边说笑话，她们一边采茶一边捉蝴蝶！她们一边采茶，一边唱山歌！你听，那首《采茶舞曲》多么欢快啊。

江南采茶富有诗情画意，还有采莲和捕鱼，也是何其风雅之事！君不闻：“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富庶地，鱼肥稻米香，莲花过人头，茶叶满山岗。然而，谁又懂得采茶女的艰苦，捕鱼者的心酸？ 让我们穿越到500年前，明朝正德九年（1514）——那时，有一位学者兼作曲家兼音乐理论家的，叫作韩邦奇。这年他被调到浙江任按察司佥事，也就是一个省里司法部门的科长。任职期间，遇到朝廷派宦官王堂等人来浙，四处搜刮民财，韩邦奇目睹了这帮家伙强征富春江鲥鱼与富阳茶叶，愤而作了一首民歌《富春谣》道：

富阳山之茶，富阳江之鱼。

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皇天本至仁，此地独何辜？

鱼兮不出别县，茶兮不生别都。

富阳山，何日颓？

富阳江，何日枯？

山颓茶亦死，江枯鱼亦无。

山不颓，江不枯，吾民何以苏！

这里先普及两则“小常识”。先说这里的富阳茶。明清时期，富阳茶业最大的亮点是富阳安顶山（今里山）所产的安顶云雾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下诏将富阳的“安顶茶”列为贡品。正德年间（1506－1521）的“富春茶”被列为贡品，但基本可以肯定这“富春茶”其实就是“安顶茶”。正统年间编撰的《富阳县志》还有贡茶的数量记载：“富阳岁进贡茶二十斤。”万历时出版的《富春志》也说“岁进茶二十斤”。因为是贡茶，所以“安顶茶”当时名扬天下，传之于今，是富阳最负盛名的历史名茶，与富春江的鲥鱼齐名。

感于物，故形于声。韩邦奇对音乐极有造诣，其门人汇编的《苑洛先生语 录》记述了他对音律的不少见解，当然也记载了太监刘瑾等人的种种恶行

再说这富阳鱼，就是鲥鱼，也是了不得之物！鲥鱼为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因每年定时初夏时候入江，其他时间不出现，因此而得名。除了富春江，鲥鱼也产于中国长江下游，以当涂至采石一带横江鲥鱼味道最佳。鲥鱼曾与黄河鲤鱼、太湖银鱼、松江鲈鱼并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鱼”。早在汉代就已成为美味珍馐，东汉名士严子陵以难舍鲥鱼美味为由，拒绝了光武帝刘秀的入仕之召。后来因为富春江上有严子陵钓台遗迹，所以当地又将鲥鱼别称为“子陵鱼”。富春江鲥鱼以唇有朱点者为上品，传说系严子陵用朱笔点过。鲥鱼最为娇嫩，据说捕鱼人一旦触及鱼的鳞片，就立即不动了。所以宋代大文豪苏轼称其为“惜鳞鱼”，并做诗赞曰：“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鲈鱼。”明代时鲥鱼也成为了贡品，进入了北京紫禁城。清代康熙年间，鲥鱼还被列为“满汉全席”中的重要菜肴。回过来说韩邦奇韩老师，他可是一位有文化有修养的官员，文理兼备，精通音律，著述甚富，所撰《志乐》，那是当时的权威著作，大家见了都是要竖大拇指的。现在，他直抒胸臆、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富春谣》（又称“茶鱼歌”），更是为世人称颂！但是，《富春谣》不是那么好写的，“茶鱼歌”也不是那么好唱的——这可是要丢饭碗，甚至可能掉脑袋的！

你想想看，“安顶茶”和鲥鱼，这么好的东西，太监们能不弄给皇上吃？皇上吃不到那可不得了，这就是为什么说皇帝不急太监急煞。太监急起来了，那地方官们能不赶紧巴结？何况你看清楚了，这可是这么一帮主儿：镇守太监王堂、织造太监晁进、市舶太监崔瓘、营造太监张玉，这里面没一个是善茬。于是乎，男的去捕鱼，女的去采茶，家家户户，每家每户。但快上加快还不够快，多上加多还是不够多，皇宫里头要吃，文武百官要吃，地方官们也要留一点自个儿尝尝鲜。不吃的就是采茶女、捕鱼者！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但是，那鲥鱼过江是有时间的（前面介绍了它为什么叫鲥鱼），错过了它们的时间你去找它，门都没有；这贡茶更讲究时间了，每年也就那么几天采摘到那么几斤茶，才做得了贡茶。但太监们和官员们不管这些，只管要茶要鱼。于是，茶鱼的供不应求是肯定的，老百姓的苦不堪言是必然的。

这世道太不像话了！还有天理么？深谙民间疾苦又生性耿直、刚直有气节的“司法干部”韩佥事韩邦奇，不禁怒从中来，拍案而起，愤然写下了这支传诵一时的“茶鱼歌”。按理说，他从经、史、子、集，到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无不通究，尤其对乐律的研究更有出众的造诣，对于诗歌创作，不会写得如此直白易懂，总要起个兴、排个比、比个喻什么的。然而，除了押韵，这支歌什么都没有，明白简单得不需要翻译。但好作品就是这样的，这支歌就是让人朗朗上口，也让 人义愤填膺！

但是，明代宦官政治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当时的太监都是摸不得屁股的老虎，加上早些年韩邦奇当京官时就曾经不买太监头子刘瑾的账，在太监圈子中算是积怨已久，于是这支歌就被找上了茬。王堂把这“茶鱼歌事件”打了报告禀告上去，还添油加醋地抹黑了韩邦奇。其实也不需要再添什么作料了，这“茶鱼歌”实打实地摆在面前，听在耳里，一字一句如锥如刺，刺向了权力的至高无上者。于是，接到报告的明武宗朱厚照大怒，以“怨谤”之罪下旨把韩邦奇逮捕至北京，扔进锦衣卫的大牢。就为一支歌把国家干部定为“钦犯”下大狱？有正义感的朝臣纷纷奏疏议论。但这位极好娱乐、声色犬马、以构建豹房密室著称于世的皇帝，一律不听不睬。

韩邦奇在牢里被关了一阵子，最终是被革职罢官，废黜为民。为民不平，为民发声的他，人生就因为这支“茶鱼歌”跌到了谷底。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嘉靖初年（1522）起山西参议，自后屡起屡罢，终以南兵部尚书致仕。嘉靖三十四年（1556）十二月，陕西大地震，韩邦奇罹难，终年77岁，谥恭简。

时至今日，我们读到这支文词通俗、有鲜明民谣风格的“茶鱼歌”，当时百姓怨天恨地、痛不欲生的情景，宛然在目。

清代杭州诗人陈章有一支《采茶歌》，与韩邦奇的“茶鱼歌”可谓异曲同工，同样通俗易懂，宛若茶谣：“风篁岭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采茶女的辛劳，官府催逼贡茶的无情，是韩邦奇“茶鱼歌”的另一种表达，也是同一种泣诉。

文章原名《如泣如诉“茶鱼歌” 写了一支歌，这位“司法干部”竟成钦犯坐了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