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城区南山路212号（原景云村1号），有两幢青砖建筑，其中一幢老楼是著名画家潘天寿（1897—1971）的旧居，另一幢新楼是创办潘天寿纪念馆时新建的陈列楼。

潘天寿旧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建筑面积340平方米，青砖外墙，白色毛面花岗石柱，规整壁立，楼前有一块方形草坪。原业主为杜瓶庵，1946年，潘天寿入住此楼，一直居住到去世之前。

1981年，此楼被辟为潘天寿纪念馆，室内按潘天寿生前原貌陈列，有潘天寿生前使用过的大画桌、绘画用具、几案书柜和常看的书籍。画室“止止室”是他为提醒自己在荣誉面前止步而取名。画室后面是起居室和卧室，安放着简朴的床、椅、橱、柜等家具。一侧是生平活动照片和遗物陈列室，内有苏联艺术科学院授予的院士证书、日记、书信、“文革”被关押时的检讨书和请假条、德国造的相机、中国产的纸伞、困难时期自己纺织的粗布衣服等。

要做一个中国画家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浙江宁海人。他小时候喜欢画画，还在读私塾时，就在纸片上画小人，画花，画鸟，长大一点，开始临摹《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的插图，甚至连乡村祠庙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他都一一心记加以模仿。他的画在同学中渐渐出了名，他也常常把自己画的纸片分送给小伙伴，尤其是画的将军、和尚，最受同学的喜爱。

一天，先生布置学生诵书，背手踱出教室。一些学生因看潘天寿画的纸片，而忘了诵书。先生回来后，站在一个学生面前，说：“把书底下的东西给我！”那孩子顺从地把露出一角的一张图画抽了出来：是一幅《三国演义》的插图。“是你拿来的？”先生手握戒尺问道。那个学生恐惧地摇摇头。“是我画的”，潘天寿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先生大吃一惊，有点不信，这会出自一个孩子之手，竟忘了对他的惩罚。

潘天寿晚年曾回忆说：“我从14岁起就下决心要做一个中国画家。”那是1910年，潘天寿正在宁海县城读书。

到城里入国民小学以后，买到了《芥子园画谱》，才知道画的范围很广，分科复杂。由分部的练习到整体的组成，由简单的基础理论到高深的原则，都是由浅入深，步序井然。于是《芥子园画谱》就是他学画的启蒙老师了。并且也逐渐懂得了诗文、书法、金石以及画史、画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芥子园画谱》是石印的，既无颜色，又无浓淡，对着临摹，每每发生许多困难。城里没有画师可请教，只有一家亲戚（姑父）是读书人，并且爱好古书画。到他家里去玩，总能看到几幅乡下小名家的画幅悬挂着，以为装饰。这就是唯一能欣赏古画和在技法上参考学习的场所了。

然而，为了画画，潘天寿竟被迫转学，转学的原因是他在听级任老师上课时，擅自铺纸作画，级任老师斥其违犯校规，又指所画一童子手指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是暗指校长的雅号“子桐”。其实，潘天寿画此画的本意是：感谢老师的培育之恩。好在校长对此不以为然，但考虑到潘天寿继续留校，对级任老师不便，就让他转了学。

结识大师吴昌硕

1915年秋，潘天寿考进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书画上受经亨颐、李叔同等名师指导，受益匪浅。1923年，潘天寿离开杭州来到上海，在民国女子工校任教，并结识了海派泰斗吴昌硕。

这天，潘天寿独自前往拜访，在这位艺术大师面前打开了蓝印花布包袱，取出自己的画，虔诚地请求指点。老人对每一幅画，都注视良久，说：“好！画得好，格调不低，落笔不凡。”又以少有的赞扬语气说：“阿寿，你画得蛮好，有自己的面貌，不简单。”虽是初次相逢，潘天寿又天性不善多言，但一老一少从画谈到诗，又从诗谈到印，十分投机。第二天，吴昌硕的情绪还很好，他翻出潘天寿的画，顿时神思飞动，来到案头，挥毫濡墨，一副篆书对联顷刻即成：

天惊地怪见落笔；

巷语街谈总入诗。

潘天寿收到对联，受宠若惊。他后来这样回忆此事：[SITESERVER_PAGE]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吴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以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了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上句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句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晚辈的诗文书画等，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这副送给我的篆书对联，自然也是昌硕先生奖励后进的方法，但是这种奖励方法，是他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所集的句子，真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年多之久。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入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从此，两人成了忘年之交，吴昌硕总是亲切地称潘天寿为“阿寿”。

进入杭州国立艺专

1928年3月26日，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改国立艺专）首次开学庆典隆重举行，林风眠致开幕辞，兴奋地说：“今日我们在西湖孤山之麓播下一粒艺术种子，正值西湖春暖播种时期，这颗种子一定会发芽成长。希艺术同仁和全体师生共同关心爱护，使之不断壮大。但愿将来艺术之树如同孤山老梅，根深蒂固，与日月同辉，我们之前途未可量也。”嘉宾和主任教授登上主席台，个个西装笔挺，只有潘天寿仍然是一身长衫。

艺专开创之初设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系和研究部，后来又设建筑、音乐两系。林风眠任院长，兼西画教授。林文铮任教务长，兼西画教授。此外，还聘了20多位教授，内有吴大羽、潘天寿、刘既漂、蔡威廉等。外籍教授有克罗多（法籍）、斋藤佳藏（日籍）、杜劳（俄籍）、魏达（英籍）、普洛克（奥地利籍）等。潘天寿受聘国画系主任教授，任职多年。

抗战期间，国立艺专迁移至大后方。潘天寿随校迁移。1944年，潘担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回到杭州。潘天寿从此定居杭州，入住景云村1号。1947年，潘天寿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天寿的创作迎来了高峰期。1962年9月，北京新落成的中国美术馆准备举行“潘天寿国画展”。为此，潘天寿住进了杭州的大华饭店，专心创作。

暑假前，潘天寿刚完成一幅大横卷，用的是丈二匹的宣纸，题名《雨霁》。雨后天晴的雁荡，溪流、巨石、古松、苔草，滋润、清新而强悍有力。画面一反传统文人画末流的纤弱画风，称得上是大王雄风。此外，尚有《秋夜》、《松鹰》、《写西湖中所见》、《黄山松》、《碧桃花》、《欲雪》等91幅作品。

潘天寿画展先在杭州预展，反响很好。从9月30日起，至10月21日，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了轰动。《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大公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都发表了文章。曾经一连四天参观该展览会的花鸟画家王铸九说：“我从心里佩服潘天寿的画，他有出人头地之处。有人把他与吴昌硕、齐白石比，我看，吴、齐不是写意画的顶峰，从笔头豪放处、大放处看，潘先生是有过之无不及。……‘画坛师首，艺苑班头’八个字，我看潘先生足以当得。”

虽然这年秋天，“黄宾虹画展”在杭州举行，“林风眠画展”在上海举行，但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潘天寿的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