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今年2月24日遽归道山，消息传来，我深感震惊和无比悲痛。李先生是当代中国古史、古文字及古文献研究的杰出学者，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先秦史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我自从学习古史专业以来，有幸与李先生有很亲密的交往，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为学做人的原则和方法，李先生的高大形象及所给予本人的教诲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在与李先生相识的30多年中有许多往事难以忘怀，在此谨略叙数事以表达对先生诚挚的怀念。 我的导师是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金老研究先秦古史问题的路数和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价值非常重视，强调把古书读好，而在运用古代文献资料时必须严格把握史料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因而特别突出对传世文献资料深入研究。李先生对金老十分崇敬，尤其推重金老的学问，对金老高度重视文献资料的意义以及正确运用文献资料的要求，李先生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本人对中国古代文献的作用也有同样的深刻认识，这些对引导古史学界在真正科学的方法基础上推进当代古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李先生对金老的崇敬特别表现在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往事上，那就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一书是特地请金老写的序。金老是古史界中的易学名家，他在序中对李先生的易学研究给出极高的评价： 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经传研究所征引的资料是何等浩博！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审！我不准备多费笔墨了。谨摘取班孟坚《西都赋》中“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八个字举以相赠，以当我对《周易经传溯源》一书的评价。 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后陆续将部分金老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博士论文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名义成套出版时，李学勤先生在为文库所做的《总序》中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些成果的价值都给予了肯定，同时还特别回忆了与金老往来的种种往事，并呼吁尽快编辑出版金老的全集，再次表现了李先生对金老学问的崇敬。 两位学者之间这种建立在学术理念相知相契基础上的深厚友谊，还表现在金老一些弟子的博士论文答辩都先后请李先生来做答辩委员或主席，其中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可算是最早的一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周代家庭形态》，答辩委员会由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些古史研究专家组成，除了李先生还有胡厚宣先生、张政烺先生、陈连庆先生、罗继祖先生和姚孝遂先生。李先生和其他各位答辩专家对我论文得失的分析和一系列问题的讲解，使我第一次大开眼界，了解到做出一项真正合格的先秦史研究所应达到的要求，令我受益终生。更让我难忘和感激的是，当我的博士论文很快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确定收入当时国内首次组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时候，我为了能更好地从古史学界的权威学者的意见中进一步了解成功的研究成果所应有的要求，就想到请李先生为我这篇论文作序。后来通过好友宋镇豪先生的介绍，我跟李先生直接联系上了，没想到李先生非常热情地请我到他家去当面谈。记得当时他还住在劲松那个住宅区，当我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到了以后，李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非常热情，在整个言谈当中给予我很多鼓励和教诲，并最终为我的论文作了序。在序中，他以对年轻学者激励的口吻写道：“本书作者是我国大学文科最早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同志之一。他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对有关文献作了深入详细的辨析，用《左传》等史籍记载与《礼》书对照，并以大量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作为参证。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观点方法为指南，同时吸取现代人类学的有益成果，有的地方还参照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本书的研究有着新的面貌。不少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书中提出了新的答案；不少长期混淆的概念，书中给予了新的澄清。”（《周代家庭形态》“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和荣耀，对我今后的治学道路又一次给予了无比宝贵的指点。 李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和支持还表现在他多次让我参与、承担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我刚从吉大毕业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正在组织编写，李先生是先秦史部分的召集人。可能我的博士论文某些相关部分给他留下了还好的印象，他便指定由我撰写“宗法”这个条目。这是大约有4000来字的一条很长的条文，分量还是很重的，而我当时还只是研究生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这不仅表明李先生对我此前在这方面研究的肯定，更多的是显示了他对年轻学者的鼓励和指引。对李先生的这种激励，我非常感动且终生难忘。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李先生作为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主持项目全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断代工程原定在1999年10月之前结项，作为50周年国庆的献礼，之前在北京特别举办了大型研讨会，众多与会专家分考古、科技史、历史与文献各组对结项报告简本的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建议，我也应邀参会。李先生是历史与文献组召集人，会议开始后大家的各种意见在小组中纷纷提了出来，也包括对结项报告内容的一些异议，乃至有一些讨论甚至辩难，现场气氛很激烈。在会议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正好在走廊里看到李先生，他仰面朝天，表情严峻，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下一步还很艰巨啊。”我当时就感觉到李先生对会上出现的讨论和某些辩难很重视，但也表现了他对完成整个工程的决心和信心。我不由自主地随口说了句：“有问题很自然，但总是会解决的。”李先生见到我也笑了，情绪还是很平静。后来断代工程结项延缓了一年，并没有刻意赶50周年这个期限。这件事让我真切地看到李先生个人和整个学术团队为了这项工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非常真诚的科学探索精神。 2000年断代工程结项之后，李先生和李伯谦等先生又主持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作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首席科学家，他们决定让我担任预研究项目理论组的负责人。虽然整个工作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了锻炼，而且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其中我又一次感受到李先生和李伯谦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我们年轻学者的提携和帮助。 1995年，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俞宣孟先生合译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999年）一书。出版后，我将书送请李先生指教。之后在一次学术会议用餐时，我和李先生还有美国学者艾兰正好坐在一起，这时李先生向艾兰介绍了我，并特别说到我翻译过《结构人类学》。而艾兰正好对结构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很看重，甚至试图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也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做分析，并有专门的著作《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The Heir and the Sage :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SanFrancisco : Chillese Material Center,1981；孙心菲、周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关于中国传说与原史时期古书记载的形成。当时我们就很有兴趣地谈起这方面的问题，艾兰跟我也成了好朋友，并把那本著作也送给了我。虽然国内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并不采用艾兰的有关说法，但通过结识艾兰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李先生是非常重视并主张在先秦史研究和对中国古代问题的探讨中多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的。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许多工作都得到了李先生非常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曾举办过一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研讨会，如2002年7月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1月在上海佘山召开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者是有众多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对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先生对这些会议都很重视，并非常热情地参加了。尤其是在“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会议上，李先生不仅提交了论文《〈诗论〉说〈宛丘〉等七篇释义》，还在闭幕式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总结，对会议成功举行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特别提到，会议期间曾安排大家去参观上海大学在图书馆大楼内我们研究中心安排的专用藏书及研讨室，李先生也兴致勃勃地一起去参观了现场，看后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令人难忘。可以说，在我们上海大学中国古史研究工作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李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李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成就有目共睹，是无须我在此复述的，而如果要概括地说，那正如金老在上述为李先生著作所做的《序》中谈到他学术特点时总结的：“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研究之所以获得丰硕成果，据我看，第一，他有足够的条件。具体说，他不仅长于考古学、文献学，并精通古文字学和外语，而且精力充沛，殷勤搜讨，他能见到并能阅读别人所不能见不能读的资料；第二，他不但能掌握大量资料而且能辨析毫芒，识力过人。”其实这段评价也适用于李先生的全部研究领域，因为他对于整个历史学、古文字、文献学等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前文提到的李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后，我觉得必须着重提到的，就是李先生对推动和引导国内先秦史研究事业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李先生长期作为学会理事长领导中国先秦史学会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我有幸也曾为学会做过一点点工作，得以目睹李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为学会的发展不辞辛劳地做了大量工作。正因为有李先生这种高度的重视和不遗余力的支持，学会在推动国内先秦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古史界所有同仁不会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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