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庄位于杭州西湖花港公园内，原为无锡人廉惠卿和妻子吴芝瑛隐居之处。今天的花港公园这一带，在当时还相当荒凉。廉惠卿和吴芝瑛就在这荒凉之地上盖起一栋带有欧式风格的别墅，取名“小万柳堂”。20世纪20年代，廉惠卿由于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失败，资金短缺，就将小万柳堂卖给了南京富商蒋苏庵。懂得园林之学的蒋苏庵买下此楼后，又出资对屋宇、环境作了全面的改造和整修，把一座欧式别墅打造成了东方庄园，并易名为“兰陔别墅”。由于庄园的主人已经变为蒋姓，老百姓也就把这座庄园称之为“蒋庄”。1950年，在蒋庄主人的热情邀请下，这处湖上庄园曾迎来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

书生也有“金”点子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生于四川成都。幼名福田，字耕余。后更名浮，字一浮。

马一浮从小就聪敏过人。16岁那年参加绍兴县试，一起参加考试的还有周树人（鲁迅）兄弟，马却考了第一名。如此优异成绩，引起了浙江著名维新派人士汤寿潜的重视。后来，汤寿潜就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了马一浮。

1903年，马一浮接连遭遇丧父、丧妻的悲痛之事。为了走出悲伤心情，他离开家乡前往美国、德国，去接触西方文化。1904年，马一浮回国，曾带回包括《资本论》在内的许多书籍。不久，他又变卖家中薄产，前往日本继续博览群书。其间，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

1906年，马一浮定居杭州西湖旁的广化寺，每天进出文澜阁，把一部3万多册的《四库全书》几乎通读了一遍，从而为其日后研究儒家学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马一浮虽然毕生读书，但并非不关心窗外事。袁世凯称帝时为了收买人心，曾叫当时的中国银行（袁世凯时期的央行）给马一浮的老丈人汤寿潜的家里送来了20万银元。当时，汤寿潜住在乡下养病。汤寿潜的儿子坚决不收这个钱。最后，送钱的人只得悻悻离去。

不料，第二次，又有人把钱拿来了。汤寿潜的儿子还是坚决不收，并且要下逐客令了。当时，马一浮也在汤家，正在隔壁的书房里面看书，听见声音就走了出来。马一浮了解原委后说：“这个钱要收下来。”汤寿潜的儿子说：“如果给我父亲知道后，他要发脾气的。”马一浮把汤寿潜的儿子拉到一边悄悄说：“如果不收，可能要有杀身之祸，袁世凯要称帝，你不收就表示反对他，还不如大大方方收下来。”汤寿潜的儿子问：“我收下来怎么向我父亲交代呢？”马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句话把汤寿潜的儿子点醒了。

后来，汤寿潜知道了，表态说：“这件事办得好。”并询问说，“用之于民”是怎么个用法呢？马一浮就说：“浙江教育会刚刚创立不久，要办一个省立图书馆，没有资金。”汤寿潜表示，以后可以用这笔钱盖一个图书馆。汤寿潜去世以后，汤寿潜的儿子把这笔钱（包括利息）捐献了出来。1928年3月，杭州的大学路上就出现了一座希腊建筑风格的大型图书馆。

逃难期间诞生代表作

1936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求贤若渴，到处物色学有专长的人才。当时在杭州有两个人的名气很大：一个是邵裴子，被竺可桢校长聘为国学教师；另一位就是马一浮。

当时，马一浮住在杭州马所巷，竺可桢便亲自登门请马一浮为浙大的学生讲课。考虑到马一浮对北大的聘请曾回复过“礼有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竺校长还提议，可以让学生来马一浮寓所听讲。但是，马先生当时没有表态。

原来马一浮还对西式的学校存在看法，认为：“西式学校，等于商号公司，计钟上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竺可桢后来从其他途径获悉了马先生的想法和要求后，准备再次登门与马先生沟通一次。[SITESERVER_PAGE]

但是，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袭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杭州面临危险。浙江大学开始撤离杭州，搬迁到建德的梅城，后来又迁到了江西的泰和。

1937年11月，马一浮已经从马所巷移居孩儿巷。面对敌机不断来轰炸，马一浮也准备结束其在杭州的宁静读书生活。但是，要想带走满屋子的书籍，并非容易之事。后来，是一个叫姜心白的学生为马一浮提供了交通工具。他动用了钱江运输公司的16条船，将马一浮包括他的书籍、家具统统运往桐庐。马一浮在桐庐安顿好自己的书籍等物后，复去开化避难，逃难路上的处境自然相当艰难。

患难时刻见真情，同在逃难路上的竺可桢，获悉马一浮困在开化的消息后，马上致电马一浮，聘其为浙江大学“国学讲座”主讲。这时马一浮不再犹豫了，接电后便从开化起程，转道江西樟树，于1938年4月3日抵达泰和太原书院。

随后，马一浮便在江西泰安为浙大的学子讲课。浙大迁往广西宜山后，马一浮又在广西宜山为浙大学子讲学。1939年夏天，马一浮又赴四川乐山，担任了复性书院的主讲。

马一浮在30多年的潜心苦读中已经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一旦登上讲台，他的学术思想就开始像江河一般源源不断地流淌⋯⋯

后来，他在江西泰安的讲稿被刊印为《泰和会语》；在广西宜山的讲稿被刊印为《宜山会 语》；在四川复性书院任主讲时的讲稿被刊印为《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等著作。这些诞生在特殊环境中的讲稿正是马一浮哲学思想和儒家文化观的代表性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一浮先生希望将四川的复性书院搬到杭州来。余绍宋先生则希望把设在云和的浙江省通志馆搬来杭州。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便与西湖北山街旁的葛荫山庄主人和杨庄主人进行商洽。后来，杨庄的门前首先挂出了“浙江省通志馆”的招牌。不久，葛荫山庄也挂出了“复性书院”的招牌。但是，很遗憾的是：北山街旁的这两处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建筑，如今都已不存。

蒋庄迎来珍贵客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蒋庄主人，也是马一浮先生的弟子蒋苏庵的邀请，马一浮住进了花港公园内的蒋庄。在此后的16年时间内，蒋庄常常迎来贵客。

1951年，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在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的陪同下专程到蒋庄看望马一浮。当时马先生正在睡觉，看门的老人见状便要进去通报，被陈毅一把拉住说：“不必惊动老夫子，我们在门外稍候一下就是了。”不料，天公不作美。此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看门老人请陈毅、刘丹进屋避雨。陈毅说：“主人既未言请，入则非礼。”陈毅蒋庄外淋雨等候的细节，深深地感动了马一浮。此后，马一浮一改以往不参与政事、闭门读书的态度，欣然应命，先后就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等职。

1956年，钱学森夫妇来杭州祭扫先人之墓。其间，也曾专程去蒋庄拜访马一浮。当时，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所有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此事。但是，当时居住在蒋庄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1957年4月，周总理陪同苏联贵宾伏罗希洛夫来杭访问，并去蒋庄拜访马一浮。见面后，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说，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理学家。苏联贵宾询问马先生：“你现在研究什么呢？马答：“读书。”又问：“现在干什么工作？”马又答：“读书。”

的确，马一浮先生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书籍陪伴了马一浮的一生。“文革”初起时，面对造反派的毁书行为，马先生的脸拉长了。1966年，在“红色风暴”还没有降临蒋庄之前，马一浮将自己在蒋庄内的18大箱藏书、手稿，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图书馆。不久，他自己也离开了蒋庄，避居安吉路上。1967年6月，马一浮因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今天，昔日的蒋庄已经被辟为“马一浮纪念馆”。人们在这里可以了解马一浮一生读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