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灿根近照

【口述者简介】谢灿根，男，1936年生，1951年当学徒，1955年正式在杭州锅炉厂工作，六级冷作工。

从15岁当学徒到70岁退休，整整工作了55年，我的大半辈子亲历和见证了杭州锅炉厂的发展变化。有点艰辛，有点遗憾，但是很知足，很自豪。

从学徒开始

我出生在萧山临浦镇谢家村，祖辈三代都是务农的，全家1亩8分地，土地改革的时候分进了6亩。大哥在米店当学徒，二姐在纺织厂做工，我15岁那年也参加工作了。

那是1951年，正是“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我经人介绍去了龙兴路16号铁匠铺当学徒，就在杭州老法院的后头。那个时候，铺子里只有2个炉灶、8个工人、4个学徒，老板名叫王联芳。我当了三年学徒，第一年月薪3块钱，第二年6块钱，第三年9块钱，不过那时候，老板包吃包住，我满师之后就被正式聘用了。 到了1953年，铁匠铺并入了泰鑫洽记铁工厂，它是当时东坡路上有名的马路工厂。我们整天在街口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器具设备。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工厂的业务状况不好，我们工人的生活也很拮据，有时候一天两餐，吃的还都是素菜。遇到夏天高温，我们清晨4点就开工了，在8小时的工时内完成定额任务就可以收工了。

后来，杭州开始施行工资改革，并评定工资等级。最初的时候，我被评为四级工，工资随级别而定，当时厂里最高是七级工。这个等级需要经过严格的技术考核，须达到一系列应知应会的要求，合格后才能评定。我每天的工资是两个折实单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推行的一种工资折算方式），所以每个月拿到手的钱是不一样的。

我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国家给的。当学徒的第二年，也就是从1952年开始，我就去杭州市工人业余夜校念书了。因为在老家时读了4年小学，所以我先读了1年基础课，之后又读了3年初中、1年高中，修的是语文、数学、化学3门课。每星期的一三五上课，二四六做作业，一周6次课程，从晚上6点到9点，一直读到1960年。后来碰上“文化 大革命”，我就没机会再念了。在那个年代，读书有始有终的工人并不多。

啃下第一根“硬骨头”

杭锅厂房

杭州锅炉厂的正史，还是得从1955年说起。

1955年10月1日，泰鑫洽记铁工厂定名为公私合营杭州锅炉厂，职工总共只有23人，厂房面积达500平方米，核定资金35780.56元。从1956年到1958年，先后有16家私营工厂并入杭锅，杭锅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东坡路作为商业街要进行扩建，马路工厂必须陆续搬迁。

1958年5月，杭锅在艮山门外打铁关新建的厂房落成，面积达40000余平方米，并改名为地方国营杭州锅炉厂。这对于杭锅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厂没有技术人员，缺少专业设备，大部分工作要靠人力完成。比如制造1吨考克锅炉，没有水压机和圆封头，我们就在地上挖个坑，加热之后用手工敲。一个锅炉有近百个孔，而老底子的土制钻头15分钟只能打一个孔，于是我们就到华丰造纸厂借钻床进行加工。

条件越艰苦，工人的干劲反而越足。从接到的第一批重要生产任务诸暨爱华水库闸门、全省第一台旋风预热固态排渣凸K20-25-450C电站锅炉、全省第一台配0.76千瓦发电机组IIKB6.5-13-350锅炉，到当时省内制造的最大容器2.5万吨合成氨系统饱和热水塔和铜液氨冷器，都是我们杭锅自主制造的。

我啃下的第一根“硬骨头”，是1960年为杭州钢铁厂制造的炼钢转炉。那时候，我担任生产小组组长，20多岁，年纪轻轻，有冲劲，脑子快。“大跃进”时期不计工时，24小时通宵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可能连干48小时都不休息。

为了制造炼钢转炉的出风口，我耗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开始用了很多法子，都行不通。最后我做了一个土模具，把热钢板放到上面，敲到相互贴合，凹凸一致，加工成形，终于达到标准。杭钢一致认可转炉质量，安装使用后也没有出现问题。

后来，我被评为五级工，每个月工资63块钱，八级工每个月107块钱。要知道，当时最好的大米也就1角6分钱一斤，鸡肉、猪肉才5毛钱一斤，蔬菜只要5分钱一斤。那会儿，钱还是很经用的。除了购买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剩下的工资我就寄给父母，毕竟家里吃饭的多，干活的少。

敲出最美的弧形

 “大跃进”的兴起将技术革新运动推到了一个新高潮。当时我们这个生产小组，耗费一年时间制造出了150吨水压机，还通过外购图纸“倒腾”出了5吨起吊行车。可以说在那几年，机械化程度的迅速提升，使我们大批工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显著地提高了厂里的劳动生产率。

生产青山水库第一组6扇弧形闸门的任务，就是我带着二十几号人的生产小组完成的，当时全省都还没有人造出来过。到底难在哪里呢？与平面闸门相比，弧形闸门的负重高了很多。把这么大的平钢板弄出个弧形，首先得用卷板机卷起来，再一块一块地焊接。不够圆滑的话，就用榔头敲出最完美的弧度。

当然，这些还不够，还有一个大难题得解决。高温焊接会造成钢板变形，处理办法就是用榔头敲平，再将钢板翻个面，用乙炔火焰校正，加热到850℃以上形成一定弧度，然后冷却。就这样，经过一道道复杂的工序，最后钢板才完成符合要求的弧形。

1967年，我被调到技术科担任技术员，负责外来加工的非标产品业务。首先是估工估料，需要多少人工、多少材料，厂房、设备的折旧费以及各种税费，都得我算好交给财务科。我完成整个工艺设计之后，再把图纸交给车间进行制造，碰到任何技术问题都得由我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回到车间当生产组长。

我最终的技工等级是六级工。“文化大革命”之后，厂里就不再评定技工等级了。所以，杭锅历史上只有两个八级工，一个是锻工，另一个是装配工。他们都已经相继离世了。没了“八级工”制度，“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每个月加3块钱。后来，三五年加一次工资，规定一个小组50块钱，每人涨5块钱。

高压锅炉的飞跃

直到1976年，经国家批准，机械工业部投资了1020万元，杭锅扩建工程破土动工，新建的压力容器车间面积近2万平方米。整个工程到 1980年9月才基本竣工，附属的杭州余热锅炉研究所也同期建成。这标志着杭锅发展渐入佳境，从手打手敲进入了机械化制造大生产时代。

那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扩建办公室，负责车间的工艺流程、设备布置以及非标机械设备的设计。我设计创新了不少设备来解放工人的双脚双手，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比如，当时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百十来米的距离，需要用汽车运来运去。我就设计了一条轨道，装载了一辆四轮电动平板车来代替汽车运输，减轻了装卸工作强度。

1978年，我被派到杭州市机械局机电办公室挂职，主要负责锅炉节电节能的调研工作。半年之后，我回到车间担任生产组长，负责制造化肥生产设备——绕带容器。过了一年多，我又调到了工艺处，担任工艺组副组长。杭锅的技术处分为设计处和工艺处两部分，前者负责锅炉的画图设计，后者负责锅炉的工艺加工。1984年，我升到了工艺处副处长，负责全厂的关键工艺加工，并管理三四个车间的日常工作。

那时候，我先后负责为20万千瓦高压电站锅炉、30万千瓦高压电站锅炉做汽包。尤其是30万千瓦机组，对工人们而言无疑是一场攻坚战。217毫米厚的钢板，重量达20多吨，将其卷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在行车吊装等关键技术环节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而工作环境又极其恶劣，参加制造的工人必须穿戴防热工作服和石棉头盔。我们最终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杭锅逐步拥有了高压容器的生产能力，在不断积累探索之后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自1955年到1985年，杭锅从东坡路旁的小作坊，逐步成长为全国余热锅炉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我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荣幸的是，1991年，我还被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

1991年，我随上海宝山钢铁厂第一次公派出国，远赴奥地利学习先进的工艺技术。第二年，我又被派去印度尼西亚指导安装35吨木片锅炉。那是在一片原始森林里，印尼人要生产三夹板，需要烘干。烘干三夹板需要用蒸汽，而产生蒸汽就需要燃烧锅炉。我在那里待了整整4个月，直到装配全部完成，锅炉开始运作。

德国制造也得服咱们

在杭锅这55年的峥嵘岁月里，如果说对我个人而言，最辉煌的一笔，就是为上海宝钢自主制造了我国第一台OG转炉余热锅炉。

1995年，杭锅投标上海宝钢150吨转炉余热锅炉。当时有13家工厂参与投标，包括哈尔滨锅炉厂、上海锅炉厂、东方锅炉厂等国内的龙头老大。最后，我们杭锅中标了。不过，项目拿下后，一连串艰难险阻也接踵而至。

我被派到宝钢负责技术洽谈。半年里，每天开会交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研究。原来，这些设备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购买的价格很高。于是，我们就决定自己制造，减少成本。当然，设计图纸还是向德国购买的。

光是这个图纸，我就摸索了好久。图看明白了，外文不认识呀，只好找人来翻译。当时一个汽包就有四五十吨重，这样一个余热锅炉 、却只有三四吨重。更不可思议的是，重量虽轻但工艺复杂，各种管子弯弯扭扭。

其中有一道工序难如登天：20毫米的扁钢焊起来有7到10米长，怎么弄圆呢？我问德国人，他们不肯讲，就告诉我是焊出来的。厂领导这下急了，感觉有些骑虎难下，问我：“老谢，这事到底成不成？做不出来就别硬扛啊！”“难道他们外国人做得出，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出？你们只要全力支持我，就没有什么不行的！”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但是表面挺硬气的。

当时，我们厂有全国唯一的成排鳍片管焊机，正适合用来焊这个扁钢。我自己下车间做了一个圆形模具，拿水压机一压，圆弧出来了，但是尺寸不对。后来一想，我没有考虑到模具的回弹。要控制好这个弹性系数，1米模具的尺寸得小于1米。为了得出这个精确的尺寸，我连续试了5次，才达到要求，收缩率终于达标了。

难关还没有完全攻克，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零件——12米长的导流的螺旋麻花装置，是塞进管子里改变水流速度的。德国人是用机床弄出来的，马达一开就搞定了。我们没有这么昂贵的机器，只能完全靠手工做，真是蚂蚁啃骨头啊！我的办法很费劳力：用台虎钳钳住麻花，扭过来180度，退一步移上200毫米再扭，两个工人足足干了半个月才完工。1000多根麻花，终于塞进了管子里。就这样，水流速度减缓了，加热时间延长了，温度一高压力就上去了，大功告成。

德国人万万没想到我们竟然搞成功了，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当然保密了。结果这秘密被工人“泄露”了，德国人对我们杭锅工人竖起了大拇指。从研究图纸到安装点火，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第一台150吨转炉余热锅炉。1998年，3台锅炉全部制造完成。整个项目中，我一共设计了60多套钢板模具。

这三年中，宝钢起码节省了一半的成本 ，而杭锅的工业产值和利润都翻了一番。最后，宝钢奖励我和另外一位工人各300元。

见证杭锅二次蜕变

照理来说，到1997年我就年满60周岁，该退休养老了。不过，因我从1996年起，连续三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厂里到市劳动局要求延聘留用。但是退休后延聘，必须得有高级职称，而我只有中级职称。于是厂里就把我的材料上报到机械工业部。于是，我被 机械工业部评为“机械工业突出贡献技师”，列入了国家机械工业高技能人才队伍，浙江省只有我一个，每月津贴20多元。后来，市劳动局同意我延迟退休5年，留厂担任技术指导。到了65岁，我又被继续返聘，负责外协加工的监督和考察。

对于杭锅而言，这十年也是动荡的十年。其实在2000年前后，全国的国有企业都像壮士断腕一样，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调整期。2002年，杭锅也挺难的，面对一个十字路口，该怎么走？不过还好，杭锅在艰难度过锅炉产业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蜕变。杭锅被西子集团收购了，从公私合营的国企变成了完全面向市场的民营企业。2004年，杭锅的销售收入达到12亿元，利税总额1.5亿元。到2005年，近三年所取得的业绩相当于过去47年的总和。挺幸运的，最后一班岗，我能陪着杭锅一起浴火重生。70周岁的时候，我终于光荣退休了。

我是1962年成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还租住在一间私人住宅里。1966年厂里造房子，本来分配给我一套杭锅边上八九十平方米的新房。考虑到厂区周边太荒凉，我还是选了贴沙河边上的一套简易房。

我妻子是1958年来到杭锅的，一直当电焊工。国家“三年困难”期间，杭锅厂从1000多人减员到了400多人，她在那个时候被裁掉了，便先后去了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和杭州水泥厂工作。干了几年之后又调回杭锅，可以说和电焊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那套简易房的回迁房。2001年，贴沙河一带拆迁，我就住到了厂边的杭锅宿舍，2005年搬回来的。所以，返聘的最后三年，我每天都骑半个小时自行车去杭锅上班。如今，我搬回了市中心，杭锅已经从东新路迁到了丁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但是，在那个激情年代留下的记忆、创造的成绩，我这个老爷子可全部都记着呢！这55年啊，说平凡也平凡，说灿烂也足够灿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