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赵大隆，男，1934年生，1952年当学徒，1961年进入杭州汽轮机厂，六级车工。

我出生于1934年，祖籍是浙江诸暨，从小在杭州长大，家在庆春路老浙大旁边，就是现在的大学路附近。我父亲在上海美亚绸厂管理生产质量。母亲是绸厂的女工，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母从上海回来，我们举家到诸暨乡下老家避难。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了杭州。那时杭州刀茅巷里有上海亚美绸厂的分厂，父亲的老同学纷纷劝他到那里去工作。但他不肯去，说已经离开绸厂近10年了，在技术等方面已经落后了，去了会拖别人后腿。为了生存，父母亲就在浙江大学对面租了个小门面 房，开了一爿小饭店，提供各式炒菜、米饭和面条。饭店客人多为浙大的老师和条件比较好的学生。父亲厨艺不错，但不善于经营，加上世道也不好，一家人虽勤勉工作，也只是勉强维持温饱。

我在诸暨乡下念了4年小学。回到杭州后，因为家里开店而与浙大的老师有了接触。他们看我聪明老实，也愿意读书，就介绍我到浙大里面的职工子弟学校读书。由于我小学还没有读完，而且乡下的学校教育质量也不行，所以需要先补习完小学的课程。那时，我很珍惜读书的机会，白天在店里帮助父母亲干活，晚上补习功课。补完小学的课程后，我就在子弟学校里面读了3年初中，一直到17岁初中毕业。

进入浙江铁工厂

在那个年代，17岁已经可以被当作大人看了，我也不想一直依靠家里，就出去找工作。当时的浙江铁工厂，就是杭州制氧机厂的前身，开始招学徒工，我就去报名了。报名的有一百多人，我因为是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在当时来说还可以，轻松地通过了考试。1952年底，我就和其他80多人成为浙江铁工厂成立后招的第一批学徒工。当了学徒就有学徒工资，虽然每月不到10元钱，但足够吃饭了。

我很幸运，跟了一个好师傅，名叫孙竞成，是七级车工，是个劳动模范，到底是全国劳模还是省级劳模，我不记得了。他不但技术好，人也很耐心，一边做一边讲解。我做的时候，他会在旁边看着，仔细地教我。我对他很尊敬。学徒期间，我一直跟着孙师傅，学到了很多东西。

学徒期是3年，但我只干了1年多。当时，国家有句口号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特别是我们工业行业。1953年，国家机械工业部还专门拍了一部宣传教育片在全国各地播放，主要讲苏联技工专家怎么学习技术、刻苦拼搏、报效国家的事迹。浙江铁工厂也把放映队请来，让我们这批学徒工看电影。我们那时气血方刚，看了片子以后非常激动，一心只想学习新技术报效新中国。机会很快就来了，1953年底，上海第一机器技工学校到我们厂里来招生。厂里非常重视，我们这批学徒也个个争先恐后要求参加。几经选拔，选出了8名学徒工到上 海参加考试，最后7个人通过了，其中就有我。

技校毕业留在上海

1954年，我来到上海第一机器技工学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生活。技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既懂理论又懂技术的专门人才， 所以课程设置是：一天理论学习，一天实践操作，一个星期休息一天。作为车工，我们的理论课除了要学习高中数理化，还要学金属工艺学、材料学等车工加工的基本理论，课程安排得很紧。实践课是到学校实习工场里跟老师傅做车工，加工一些小零件，有的时候做法兰盘，有的时候做各种尺寸的轴。带我们班的是一个姓王的八级工老师傅，大概四五十岁，是上海郊区人。因为我来读书前在浙江铁工厂做过，有操作经验，所以上实践课后没多久，就开始独立操作机床加工了。王师傅对学生非常严厉，做得不好的，就马上严厉批评；零件做报废了，动手也是有的。因此，我在听他讲解的时候都特别认真，操作时也是一丝不苟。零件做好后，师傅拿着分离卡或者游标卡尺仔细测量。合格了，他露出一个难得的笑脸，说一声“可以了”，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赵大隆（中）上海求学时与同学合影

赵大隆（后排左二）在上海第一机器技工学校与同学的合影

在技工学校学习期间，我们是有工资的，23元5角一个月。我把其中的15元寄回家里补贴家用，剩下的8元5角钱用来吃饭。那个时候生活还比较苦，能吃饱就很不错了，平时吃的都是素菜，一两个星期才能吃一次猪肉。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搞特殊。两年学习中，一年半是在学校念书，理论和实践操作同步学，最后半年就在上海汽轮机厂实习。在实习的半年里，厂领导也在观察我们，把成绩好、业务熟练的学生名字记在心里。实习结束，优秀的同学就都留在上海汽轮机厂了，剩下成绩差的分到上海其他企业，比如上海新中动力机厂、上海船厂等。但是，命运也喜欢和人开玩笑，那些成绩相对落后的同学分配到新岗位后，直接定了六级工，而我们留在上海汽轮机厂的，只定为五级工。定级完成后，厂里的老工人还闹情绪，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工龄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只有二级工、三级工待遇，而我们学了两年技校毕业的学徒就定成了五级工。最终，厂领导决定，将我们的工资等级下调半级，定为五级副，也就是四级半。调整后，我每月领到70 元5角的工资。虽然和分配到其他厂的同学有差距，但想到这笔钱能大大缓解在杭州开小饭店、苦苦挣扎养家的父母亲的经济压力，我还是感到非常满足。于是，从1956年底开始，我就在上海汽轮机厂正式上班了。

为了家庭返回杭州

我上班后跟了一个很好的师傅，名字叫陈元生，是一名七级车工，在一车间里使用一台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机床，负责加工汽轮机的主轴等主要零部件，技术水平极高。陈师傅带徒弟很用心，也肯放手，我学习的劲头高，干活也不惜力气。很多时候，他给我讲解完要领，就放手让我做，看看我没问题，就在一旁休息了，很多活基本上都是我做的。听起来，好像是师傅“剥削”徒弟，其实不是的。因为加工零件标准很高，举例来说，一根轴大了零点零几毫米，可以慢慢磨好；如果小了，那零件就报废了，所以很多师傅是不放心让徒弟单独做的，徒弟都只能从粗坯甚至边角料上一点一点做起。因为陈师傅的信任，我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很多汽轮机零件的加工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截。

我在上海干得热火朝天，家里的父母在欣慰之余开始考虑我的终身大事。我哥哥通过朋友介绍，给我张罗了一个女朋友，喊我回家见面。我就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了7个小时火车回到杭州。第二天我们见面了，姑娘叫金国珠，人漂亮大方，也实实在在的，在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里做营业员，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那个年代工人是很吃香的，工资收入也不低，虽然我在上海工作，不能常见面，但女方和她父母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二年我们就结婚了。

赵大隆的夫人金国珠

我夫人为人善良，对我一直很支持。婚后我回到上海工作，她就在杭州照顾我父母。我结婚不到一年，哥哥就因病去世，她就把我寄回来的工资拿出一半，养育我哥哥留下的4个孩子。她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帮忙照顾小店里的生意，日子过得非常清苦。1960年，解放路百货商店减员，我夫人被分配到萧山齿轮箱厂，上班路远，工作非常辛苦，还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她就写信到上海向我诉苦：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实在忙不过来。我接到信后非常心痛，想尽办法调回杭州来。

1980年左右赵大隆（前排左一）和同事在杭州汽轮机厂门口合影

那时，上海汽轮机厂按照国家机械工业部要求，选派技术人员支援杭州汽轮机厂的建设，先后派了3批，1961年是最后一批。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就找车间领导反映家里情况，希望能加入支援队伍。其实，当时第三批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下了，一共6个人，一个工程师，剩下的名额各个工种分一个，其中也有车工。我当时是车间团总支委员，党支部正在考虑发展我入党。作为后备干部，厂里是不同意我离开的。鉴于我家里情况特殊，又恰好支援名单里有一个二车间的车工老师傅，一家人都在上海，不愿意去杭州。最后，我就和他对换了，在1961年冬天踏上了回杭州的火车。

刻苦钻研提升技术

进入杭州汽轮机厂后，厂里对我们这批从上海来的同志非常重视。确实，在技术方面我们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厂里照顾我，就把我夫人从萧山调了回来，也进了杭州汽轮机厂，这样我们夫妻两人就同在一个厂里工作，一直到退休。

赵大隆在检验产品

在汽轮机厂工作了几年后，我的工资升到了六级，每个月拿到73 元钱，只比上海四级半的工资高了2元5角钱，那是因为杭州当时是四类地区，工资水平和上海有很大差距。杭州汽轮机厂是在1958年建成的，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开始生产小型的汽轮机，厂址也从武林门搬到石桥，但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当时没有家属宿舍，只有集体宿舍。我在男工宿舍，我夫人在女工宿舍跟另外六七个女工住一个房间。那时，她还自己带着孩子。孩子白天在厂里办的托儿所里，晚上要自己带。夜里，孩子哭闹起来，整个宿舍都怨声载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晚上下班后就一起回庆春路的家里。白天，厂里有车送，晚上没车，我们就走路回去，要走两个钟头。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刚开始，杭州汽轮机厂的工艺水平与上海汽轮机厂还是有差距的。我在上汽轮一车间做的中小型汽轮机主轴等零件，在杭汽轮就算大的了。从上汽到杭汽，我慢慢从不断学习追赶的学生，变成技术领头人了，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几年下来，在车工方面，厂里的老师傅不说“崇拜”我，但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车间里的同事称呼 我们几个六级以上的工人为“大老师傅”，那时我还不到30岁。

车工每天规定的工作量，我都是超额完成的，基本不出废品。我陆陆续续改进了很多生产工具，厂里一些重大项目和重要产品都是指 定由我和黄耀南等几个高级工来做。我还参与过不少重要军工产品的 生产，要求非常高，难度很大。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生产一个精密的转轴，毛坯是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的。那边的锻造设备比较大，完成粗加工以后再运到杭州来精加工，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当时我用的机床，并不是很精密，要完成一个体型这么大、精密程度这么高的转轴还是有困难的。我就和我的搭班师傅商量，不用电动马达，由他用手牵拉马达的皮带，我操作机床刀子一点点进去。我们两个人依靠手感慢慢打磨，花了一天多时间才把轴上的齿形车好。

要做好一个车工，既要懂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车不同材质的零件用的刀是不一样的：如果加工的金属比较硬，用钨钢刀，就是硬质合金；如果加工的东西比较小，需要比较仔细，就用白钢刀，速度慢点。磨刀也很讲究，刀磨得不好，加工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比如加工不锈钢零件的时候，车下来的钢屑很容易留得很长，把整个转的地方都绕在一起，要拿钩子把它钩下来。而我车的时候，不锈钢总是利落地断屑，一刀一断，从来不会缠。这就是靠刀磨得好，前角、后角都有讲究。我从浙江铁工厂的孙竞成师傅和上海汽轮机厂的陈元生师傅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带徒弟的时候就把从师傅那里学来的，加上我自己钻研出来的经验都传授了下去。

明亮洁净的一线车间

我从1961年调到杭州汽轮机厂，一直做车工。1978年，我得了肺结核，厂里照顾我，就把我调到工艺部门，编工艺卡。工艺卡就相 当于产品生产的说明书，详细介绍产品生产的流程和技术参数。因为我在技校学了专门的理论知识，又有20多年的生产经验，所以上手很快。到1979年，厂里把我调到了检验部门，负责质量管理。1981年5 月，我拿到技师职称，当时整个杭州汽轮机厂只有3名技师。之后，我做质量管理工作，做检验科的组长、副科长、科长，质量管理处长，一直到1995年退休。

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我始终都是埋头工作，不消极抱怨。1983年前后，科室里有一个工资晋升的名额，只有我符合条件，但科室里有一位同志的家庭非常困难，我就把晋级的机会让给了他。所以，我一直就是六级工。另外，我是厂里最早拿到技师职称的，后来我的徒弟、徒孙都是高级技师了，我一直还是技师，到现在退休，工资相差一大截。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到工作，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做的工作是为了技术不断进步，为了老百姓生活好，为了国家富强，钱不给我不要紧，我照样干。

但是，光是无私奉献还不够，还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我做东西 一定是想方设法做到最好。1986年，我代表国家到德国验收一批进口的汽轮机。德方在加工的时候，我在一边看，其实也是在学技术。看 到一个德国老师傅在很仔细地加工主轴，我就故意问他，你这个尺寸已经属于工差允许范围内了，为什么一定要加工得这么精确。他说：“我有这个技术做到中间公差，我为什么不做？”对这件事情，我的 印象非常深，德国工业之所以这么发达，就是因为每一位工人都有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

赵大隆近照

做一个好的工人，除了有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还要有过硬的技术保证。我看到现在一些技术学校里的教育情况，感到非常心痛：学生光是上理论课，实践课很少，开了实践课也不好好做。在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傅都在边上看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训练。理论知识学好了，实践经验到位了才能把工作做好。工匠精神不是白说的，不是上几门课，老师一讲，不干不研究，就能学好的。我很担心现在有些工人，证书考了很多，工资也加得多，但如果不肯学习，不肯钻研，对国家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定要在这几个方面都注意了，工匠精神才能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