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璜

【口述者简介】陈全海，男，1938年生，1954年当学徒，1975年进入杭州钢铁厂，六级造型工。

我的父亲是诸暨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做工了。我们江南一带丝绸业较为发达，父亲年轻时就在一个小作坊里做丝绸工人。我的母亲一辈子也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唯一还能记得的，就是母亲有一段时间一直待在家中，帮别人洗衣服赚一点小钱。

我们家住在杭州城里菜市桥边上，家中虽然只有3个兄弟姊妹，但那时身处战乱年代，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母亲后来跟我回忆说起过：抗战期间，日军飞机经常轰炸中国城乡，当时飞机飞得很低，就像在头顶上一样嗡嗡作响。杭州沦陷后，城内外到处是拿着枪的日本兵，大家平时连家门都不敢出的，因为出门买个东西，弄不好就会被他们抓起来。那段烽火岁月里，全家人的温饱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战火包围之下，父母亲唯有逃难一条路。于是，他们一路逃向东南，逃到萧山，又逃到绍兴。而逃难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孩，也就是我。要知道，那时候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只有一双腿，可想而知母亲这一路上是多么艰辛。

刚逃到绍兴没多久，我便出生了。后来杭州战火稍有平息，我们全家就又回到了杭州，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过着吃不上饭的日子。有一次，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为了给我们几个小孩一 些东西吃，就拿着碗守在别人家门口，看到人家倒掉的一点点菜叶小米，就立马捡到碗里，拿回家煮成汤汁给我们喝。那一碗汤，我终身难忘。

一干就是一辈子

因为家中经济一直很困难，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上过学。母亲做洗衣工的时候，通过别的洗衣工认识了一位铸造行业的私人老板。我不到16周岁就去了那位老板的店里当学徒，学做造型工，这一学就是一辈子。

在老板那里学了一点本事之后，我就出来自己找工作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工业化浪潮兴起，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南方，也开始办起了一家家有着高大厂房的重工业企业。我的第一份工作在艮山机械厂，1965年被调到丽水遂昌工作了一段时间，1975年再次调回杭州，随后进入杭钢做造型工。在艮山机械厂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六级造型工。

造型工这行当，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这一工种，工艺技术的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要求你懂很多知识，包括铸钢、冶铁等相关知识。虽不要求精通，但是基础的东西都得懂一些。铸造是高温行业，属于特殊工种，要求工人的身体素质一定要好。

其实说白了，造型工就是整天和泥沙打交道，以泥沙为原材料制作模型。模型有大有小，大的有一幢房子那么大，小的可能也就是一个橘子的大小。虽然只是制作模型，但是不夸张地说，有的人学一辈子这东西，可能也学不会。因为造型工最难的不是做模型，而是在做模型的时候，得提前分析判断超高温的钢水铁水倒进模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解决技术难题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厂里的高炉突然停止运转了。这可不得了！因为高炉是冶炼钢铁的重要设备，如果停下来了，那就意味着整个厂子都得停下来，几万号人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高炉停转后，厂领导第一时间召集高级工程师和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开紧急会议。会上，有位领导就问了我，他说：“陈师傅，你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也不谦让，实话实说：“出在高炉风口大套的工艺流程上。”

陈亚璜获得的各类奖章

高炉风口大套是用来往高炉里送热风，促使其达到冶炼温度的重要设备。由于热风是气体，输送热风的设备必须是高度密封的，容不得一丝缝隙。所以，风口大套内还需要盘上一根根像自来水管那样的管子。管子是铜制的，围绕大套的内芯，需要人工一圈一圈悬空着盘绕上去，风口大套的技术难度也在于此。当时，我们杭钢从外面采购进来了22根管子，这些管子都需要工人手工盘到风口大套里面，一旦套精准了、套好了，整个风口大套也就可以用上好几年，高炉也就可以一直运行下去。

但由于这些管子大约只有半根手指头那样厚，悬空而套并不容易。当时我们车间安排4个人，齐心协力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专门来盘这个管子，都没有盘好。高炉风口大套是由我们车间做的，我正好又是车间里最晚下班的人，所以同事们制作大套的整个流程我都看到了。其实，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到，按照现有的流程做可能会出问题。但因为没有实验可以证实我的想法，我也就没有提出来。

造型工做模型并不是随意做的，都要严格根据工艺组给我们的工艺图来做，除非高炉风口大套的工艺图发生变动，否则没有人可以变动高炉风口大套的模型。在会上我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把风口大套翻个身、掉个头。我这句话刚刚说出口，工艺组的人就纷纷表示：不可能。于是我进一步提出了技术分析和解决方案，领导听了之后，决定先按照我的方案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还真的就成功了，22根管子顺利盘上风口大套，高炉快速运转了起来。也就是从这件事情之后，厂里领导对我开始重视了起来。

教学相长带徒弟

技术工人要当得好，靠的是什么？我认为靠的就是一股钻研精神。老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我做了一辈子造型工，师傅是不可能手把手一直教你下去的，他把他的一些基础的工艺流程教给了你之后，具体要怎么做，怎么做得精良，这些都是要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不断试错、积累经验才能够知道的。

在杭钢的时候，我是我们造型小组的“夜猫子”，很多其他工人做不了的模型都是我来做，时不时领导还会下派任务让我加急赶一个模型，因为工作量大所以我常常要在车间里待到九十点钟才下班，慢慢地我就成了造型组最后一个下班的人。在这些比别人多出来的时间里，除了做模型，我最喜欢的就是观察和钻研。观察什么呢？当时我们小组和混砂、浇铸小组都在同一个生产车间里工作，而这三个小组正好是上下游的关系，混砂是上道工种，浇铸是下道工种，我们造型是中道工种，三道工序是紧密相连的，要是一道工序出错了，那么整个流程都进行不下去。

其实在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我们学造型的，混砂、浇铸这些工序都要求懂，但是随着生产逐渐规模化，分工也越来越细了。三道工序就逐渐有点“分家”的感觉了，我们厂里后来进来的一些年轻造型工，混砂和浇铸都没有接触过，但是也能照样干下去。不过我始终认为，造型工要做得好，其他工种的东西也必须懂，而且还要和造型一样懂得透彻。所以在加班的时候，我经常会观察上下游工种的制造工艺并且向他们讨教经验。讨教经验很重要。我说过因为家里穷所以我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还是在上班之后认识了几个字。不认识字，在看书方面就吃了大亏， 我只好选一些图画比较多的书来钻研。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去向同事们请教，遇到不懂的知识就常常会去跟技术员、调度员讨教交流，所以直到后来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

因为一直待在这一行当里，所以到杭钢的时候，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老师傅了，其间也带过不少徒弟。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带了8 个徒弟，这么多年下来，零零散散带过的徒弟总共也有50位左右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叫陈明永的徒弟，他是我的关门弟子，非常机灵聪明，比如上面我说的盘管子，他一学就会了，而且他很谦虚。我很喜欢谦虚的小孩，因为谦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代表着敬畏，我觉得我们做技术工人的，对科学技术始终需要保持一颗敬畏和好奇的心。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边界的，也是没有尽头的。在带徒弟的过程中，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不能说因为我是师傅，我的技术就是最好的；也不能说你是徒弟，你身上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在带陈明永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经常就是教学相长，一起切磋技艺。在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年轻人创造出来的新技术。

“不喜欢开会”的省劳模

因为工作还算勤快，1992年我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当时整个杭钢上万人就评上了我一个。说起来也好笑，我被评上劳模，自己都不知道，还是车间里的同事告诉我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开会的人，当时厂里面很多会我都没有去参加。那个时候要评省级劳模，厂里面先要报一个候选人名单上去，我是后来听我同事说的，一开始名单上并没有我。其实没有我也很正常，因为我不太喜欢开会嘛，很多时候宁可自己一个人在车间里捣鼓零部件，也不愿意出门去开会，那么组织上自然不会第一个想到我。但是在提候选人名单的时候，不少工人就说，如果陈全海都评不上，那劳模就没有人能评得上了。

1985年陈亚璜（左一）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的合影

老实说，在杭钢的那段时间，我确实其他什么都不想，就是整天埋头工作。我的工作效率还算高，所以常常会在自己的任务完成之后 帮车间里的兄弟搭把手。直到现在，我和原先隔壁车间的小组长见了面，他都会跟我说，那几年很感谢我。

“那几年”年终前，我们都要报送这一年的工作量，这个时候就会有些平时工作不太上心的人开始着急上火了，因为工作量事关每个人的年终奖。做得多的人能拿到100块钱，做得少的话可能就只能拿到六七十块钱。那个年代工资不高，我们工人一年到头来最期盼的，就是拿着这份年终奖回家高高兴兴过年。有一年年末，车间里要制作烧钢铁所用的滚筒。滚筒的技术难度比较大，一般人一天能做六七只就很不错了，而且通常在这六七只中还会有两只过不了检验关。当时隔壁小组长的滚筒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就义务去那里做了两个晚上，保质保量地帮他完成了工作量，让他顺利拿到了年终奖。

回头看，我做了一辈子的造型工。其实，从丽水遂昌调到杭钢的时候，我有机会当车间主任，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一是觉得当主任、调到管理岗位后，虽然工资会有所提高，也不用像工人那样辛苦了，但是要处理的“杂事”未必少，要处理人情世故、协调各方利益……而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擅长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就是埋头做工。而且我觉得，不论是当一线工人还是搞管理工作，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工作态度好、踏实肯干，一线工人也不会比车间主任做得差。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这一家的生活都是靠共产党才好起来的，所以更要踏实地工作，回报社会。杭钢是当时杭州乃至浙江省数一数二的钢铁厂，国有企业，也算得上是一个铁饭碗了，工资福利待遇自然比一般的小厂要好得多。我记得那个时候逢年过节，我们一线工人都能收到上面发下来的慰问品，大多是很实用的家庭生活用品，如毛巾、食用油、脸盆等等。以前我们家里很穷，穷到什么地步？困难的时候，我连着3个月吃的都是刀切馒头。1978年改革开放了，我也正好赶在那段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时间去了杭钢工作，家里头的生活才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我和我爱人一共生了3个孩子。转眼，两个女儿都有自己的女儿了，小儿子也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我直到现在都非常尊重我爱人，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她在“大后方”支撑，现在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家。杭钢在半山，我家住在菜市桥边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路上都是车子，我有一辆自行车已经算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了。我每天就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一个来回，骑车大概需要两个钟头。20世纪90年代，浙江乡镇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为了多赚一份工资，每天下班回来，我还要到乡镇企业里做些铸造的技术活，贴补家用。做完工回到家，孩子和爱人都早已睡熟了，第二天一早，我又骑车出门去半山了，几乎和家人碰不到面。以前是我妻子烧饭做菜给我吃，现在我们两个年纪大了，妻子前几年又中了风，行动不便，就换成我烧饭做菜给她吃。儿子女儿时不时回来看看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一顿饭，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