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王杏英,女,1955年生,1971年进入杭州 制氧机厂,焊工高级技师。
我小时候住在抚宁巷,在杭五中读到初中毕业。我知道我爷爷这一辈以前是从绍兴逃难到杭州来的,当时开了间木工作坊,也是吃手工技术饭的。新中国成立后搞公私合营,那个作坊就不存在了,我的父亲和伯伯们也进厂当了工人。当时我们的房子都是自己造的,有地契,就在现在的鼓楼附近,叫金狮苑的地方,属于紫阳街道,不过20世纪80年代就拆掉了。我父亲是杭州锅炉厂的起重工,1958年的时候就是七级工了,我母亲也是杭锅的,不过属于家属工性质,另外,我的外公也是杭锅的老工人,七级工。 学点技术总是好的 我们家有7个孩子,我排行老五,老大去了宁夏,老三去了黑龙江,老四到了余杭插队,老六到了淳安插队。1971年,16岁的我初中毕业,年底时被分配到杭氧当工人。当时的杭氧和杭钢、杭锅、重机、浙麻等一样都是很了不起的单位,在杭州都是数得着的。因此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时能进工厂,就跟改革开放之初能够出国一样。我个子不高,一说到杭氧当工人,好像个子都长高了一点似的。但我也知道,哥哥姐姐们去了农村才换来我这个当工人的名额。只可惜我父亲没看到我当工人,他在1968年就生病去世了,不过我母亲还是很会教育我的,因为我一进厂是被分配去做电焊工,社会上对电焊工有各种看法,我母亲就说,不要看不起电焊工,要老老实实做,学点技术总是有出息的。后来我能坚持做电焊工,还做出一点点成绩,跟我母亲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刚进厂要从学徒做起,一开始学徒工有3个月的劳动,那3个月可以说有点“上天入地”。什么意思呢,“上天”就是要爬到12米高的吊机上去擦玻璃。怕不怕?当然是怕的,十六七岁的人今天说起来还是小孩子,还在读中学,还在上培训班,但那时你哭给谁看呢。“入地”就是挖防空洞,当时是为了战备挖的,我记得是在岳坟那里。有一次我不小心腿上割破了皮,虽然伤得不严重,但为了好得快一点,也为了防止破伤风,还是去缝了一针。当时缝针不打麻药,简直是钻心的痛。 我们那一批学徒有20多个人,年纪都差不多,当电焊工的有三四个。当时做学徒是有很多要求的,比如要求都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虽然那个时候社会有一点点开放了,但学徒工还是不能穿花衣服,不能烫头发,不能穿高跟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在镜子面前比划一下。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特别是我们做电焊的,烫头发根本不现实,而且把技术学好更重要。这个是我母亲早就跟我讲过的,她说技术工种吃香,学好技术比其他都强。 我那个时候人瘦瘦小小的,力气也不大,有时握焊枪时间长了会觉得很累,但没有办法,拿不动我就背着。当时厂里办了夜校,专门辅导学徒工、青工,比如有老师专门讲材料,我们做电焊的要跟各种各样的材料打交道,这样的课听了很有帮助。那时还年轻,也没成家,下了班没事情做,晚上的时间就自己单独练习,先从边角料练起。我的师傅姓马,我跟着马师傅学了些基本的东西,但真正要做好还是得自己动脑筋下功夫。比如焊一只管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手不动、管子在动,但可不可能都是这样呢?不可能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练让手动起来,让管子不动,比如我到管子的底部去焊,有时就是盲焊,这没有长时间的练习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一旦熟练掌握之后,就能终生受用。学技术是没有止境的,特别是我们电焊工,还要考专门的执照,而且比考驾驶执照还要严格,3年就要再考一次,所以中间不能放下。电焊工这个工作就是要越做才会越熟练,但熟练跟好是两回事,好跟精益求精也是不一样的。 做电焊工辛苦是肯定的 其实电焊是一个统称,它包括了风焊、电焊、氩弧焊等,材料主要有黄铜和钢板、不锈钢等。我们杭氧当时有个军工车间,后来成了分厂和子公司,做的都是军工产品,我就在这个车间里做焊工。这个岗位要求特别高:一方面政治上要求很严格,要有保密意识;另一方面技术上必须要过关。很多焊接的产品都要拿到X光室拍片,看质量是否过关,不过关的要返工。过不过关主要是看有没有杂质焊进去,有的杂质不是我们带进去也不是风吹进去的,而是因为电焊条本身质量不过关才产生的。所以我领来电焊条后,都要仔细检查过,好的用在哪,略微次一点的用在哪,心里一清二楚,在台面上也都分开摆好。 一开始我们练黄铜练得比较多,它比较容易上手,但也容易烧坏。通常第二天要做什么活,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练了,这样第二天做起来就比较有把握。电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做得好,人家才会叫你做;如果你做得不好,你想做人家也不会叫你做,这样你连上手的机会都没有。我的体会是只要用心,肯定是越做越好,越做人家越要你做。大概练到6个月的时候,从技术上说我可以出师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差不多了,但我觉得如果这样想,就不会进步了,还是要继续学习。 学徒第一年的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第三年是21元。我们做电焊的当时每天有2角钱的营养补助,就是直接发一张2角的菜票,当时的2角菜票是很值钱的,在食堂里可以买一碗糖醋排骨,有时舍不得一个人吃,还要拿回家的。营养补助是电焊这个特殊工种才有的,包括现在国家规定电焊工可以提前5年退休,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工种的特殊性吧。我3年学徒满师后,工资33元,后来加到38.9元,1985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中级工了,当时工资大概有200元。1990年,我被厂里评为劳模。一开始我是不想评的,因为评上之后,所有人都盯着你,这样会有压力,干起活来也很累,后来领导来做工作,说总要把好的推上去,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劳模。当时厂里的待遇是不错的,每年还会组织劳模去疗养一次。到1991年我已经是高级工了,如果按照我父亲那个时候的七级工、八级工来算的话,我的工资早就超过这个定级了,因为当时的工资已经是效益工资了,奖金比固定工资要多。做电焊工辛苦是肯定的,每天工作8小时,虽然不是一刻不停地在焊,但五六个小时是有的,做的时候基本都是弯着腰,有时也会蹲着或者仰着焊。到了夏天,焊起来真是汗水直流,帆布衣服马上就湿透了,那时又没有空调,也不能用电风扇,因为风一吹会有扬尘,电焊会不稳定,不过好在那时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热。还有就是电焊火花经常会灼伤皮肤,你看我手上全是,当时没注意,时间长了就留下疤了。帆布衣服是比牛仔布还要结实的,但一年穿下来也破了,特别是前面这一块,被电焊花灼得都是洞,一开始还是好补的,从破的旧的衣服上剪下来一块缝上去,时间长了补也补不好了。到后来厂里对我算是特殊照顾,说王杏英可以领两套衣服,因为我做的活最多了。 我干活不是最快的,但肯定是返工最少的。我们做的全部都是军工产品,是要用在飞机上,到一万米以上的高空经受考验的,所以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旦返工,质量就很难保证了,因为材料新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材料跟人一样也会疲劳,一旦它疲劳了,如果焊接又不是特别好,就容易出问题。 女工干电焊一直是有的,一般人只知道生理上的不适,其实女工也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比较细心,就跟做裁缝一个道理。当然女工在结婚生子方面要考虑得比较多,跟我一起进厂的3位,做了几年之后就换其他工作了。我是蛮喜欢做这一行的,退休的时候,还有企业请我去做顾问,那个时候还做得动,但做了几年就做不动了。现在身体大不如前了,腰椎不行,眼睛也花了。 俄罗斯人为我打下手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有一件事是值得一说的,也是最光荣的。那应该是1995年底的事情了。当时有一艘俄罗斯的潜艇,停泊在象山港等待整修。我们工厂派出了一个工作组,由军代表亲自带队,主要就是让我去做电焊,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助手。俄罗斯方面好像也来了6个专 家。我当时实际上还不只是代表杭氧,还代表一机部,因为当时我们归一机部管,一机部的下属企业有100多个焊工,就挑了我这么一个,我当然是感觉很光荣也很有压力。 上潜艇干活,还是生平第一次,以前我们也做军工产品,但不会直接到造船厂或飞机厂去做,这一回直接到潜艇上,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负责焊接潜艇上的100多个接头,我们这个组有十多个人,俄罗斯过来的人也给我做下手,一开始他们有点大男子主义,看到我们厂派了个女焊工,有点看不起我们,但当我一拿起焊枪,他们看到我的架势,大概心里也有点数了。所谓“内行看门道”,一个人会不会做,技术精不精,看看架势也是八九不离十的。当时还有一家核电厂也派了焊工,做的时候有一种比武的感觉。我记得一个人配了4把焊枪,每天早出晚归,有一部军车接送,住宿是在附近的农民家里,条件比较差,就这样我们一共做了两个月,中间我只回过一次家。后来工期完成之后,我所焊的管子,经第三方检测,没有一只是要返工的,而另外一家单位返工了一个星期。回到厂里之后,一机部的专家也到了厂里,跟厂领导说要给我嘉奖,后来厂里给了我1500元 奖金,还晋升了一级工资。大概因为这次经历,我后来被评为了一机部劳模,跟省劳模的待遇是一样的。通过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自己不仅为杭氧争了光,也为我们国家争了光。 学技术是没有止境的 我现在还记得我母亲说的话,她说做技术工人是好的,以前家里开木工作坊,就是靠技术吃饭的,而且我父亲、外公、叔叔、伯伯等也都是技术工人。我觉得电焊这个技术,关键还是要基本功练得扎实,动作稍微慢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比的是质量,特别是我们的产品都是战备物资,一旦打仗那是要派关键用场的,所以产品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有的产品一开始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焊接不好,材料疲劳之后还是要出毛病,这跟人是一样的。基本功不是师傅教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师傅教的要学会之外,关键还是要自己琢磨,比如说雨天和晴天,南方和北方,干起活来就不一样。像杭州的梅雨天,我焊的时候都不开窗,因为空气湿度太大了。同样的,大汗淋漓的时候也不能开电风扇,因为容易把灰尘等杂质吹进去。平时我也常常代表厂里参加各种技术比武,全国各地跑,特别是去北方,老实说看到那些焊得差的把活做坏了,实在是心痛。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做了电焊这一行,那一定要把它做好,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和奖金。 我的丈夫跟我是一个车间的,他是钣金的冷作工,我跟他是在工作中熟悉起来的。我们有时会共同做一个部件,虽然工种不一样,但也经常相互讨论。我丈夫老家在上海,1965年调到杭州,当时他学徒还没满师。因为比我大7岁,他对我就像大哥哥照顾小妹妹。我们结婚的时候厂里还没有家属宿舍,只好住在集体宿舍里。女儿出生后,公公婆婆在上海,我母亲又去世了,而我只休了40多天产假就上班了,所以只能叫保姆帮忙带孩子。人家一般每个月给保姆12元,我们给14元,就是希望她能管得好一点。那时厂里有托儿所,也有幼儿园,孩子大一点也有去处,这倒让我们安心不少。我们正式分到宿舍已经是1996年,那时我女儿都已经18岁了。现在我女儿、女婿都在杭氧工作,有些事情女儿可能比我记得还要清楚。 (附:以下是王杏英女儿的讲述) 从我有记忆起,妈妈总是很忙的,爸爸也这样,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厂里加班。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常是一放学就被接到厂里,自己在我妈他们的休息室里做作业,晚饭也都是在厂里随便吃一点,吃完饭爸爸妈妈还要去加班。有时我做着做着作业就在长条凳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已经在家里的床上了。后来我稍微大一点,能自己回家了,有时妈妈或爸爸会从厂里食堂买一点饭菜回来,一放下又赶回厂里去了,那时厂也好家也好,包括我们学校,都在东新路上,也近。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答应我星期天一起去玩,但最后还是因为加班玩不成,我也是失望过的,但不会怪他们。平时家务活都是妈妈做的,她出差的时候就是爸爸做。还有一点,我妈和我爸平时在厂里是搭档,所以他们有时回到家里谈的还是技术上的事情,饭桌上还在讨论,有时我妈也会去找一些电焊的书来看,她还是很爱钻研的,我爸也这样。我们家里,一个讲杭州话,一个讲上海话,一个讲普通话。那时我妈对我的教育反倒是比较宽松的,后来我有了孩子之后,她对外孙很上心,好像在弥补什么。我大学毕业后进杭氧工作,也是听了我妈的话,因为她是以杭氧为傲的。我们厂对技术工人一直很重视,也一直在提倡工匠精神,像我们集团的工会就经常组织技术比武活动。 采访手记: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有学工劳动了,那时就知道,女生是不能当电焊工的,据说此工种对身体的危害比较大,受辐射严重的女工会生不出孩子,即使生出孩子也可能缺胳膊少腿。但还是偏有女工要干这个活,因为干这个活有津贴,一天2角,后来到4角,那时学徒工一个月才16元工资,那津贴对困难家庭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杭氧女工王杏英从17岁开始做电焊工到45岁退休,整整做了28年。她说她喜欢做电焊工,一边说一边给我们看手臂手背上焊花留下的斑斑伤疤,她说有的是本可以避免的,比如一颗焊花落到工作服上,你只要伸手一弹一掸就可消去,但或是为了不停下焊枪的工作,或是因为太专注,一直要到焊花烧穿厚厚的工作服灼痛了皮肤,她才察觉,但为时已晚…… 王杏英曾被评为机械工业部劳动模范。2017年9月14日上午,我们去了她位于德胜东村的家里,房子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的,60平方米左右。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问王杏英要一些早年的照片,但几乎没有,这个时候觉得这个小区是闹中取静,那电花弧光已经远去,我们老一代的工人在岁月静好中述说着他们的曾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