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记载，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南宋官窑烧瓷的历史就此终结。南宋官窑虽持续烧造百余年，但是其专为南宋宫廷服务，因而产品产量有限，普通阶层无法正常获得，所以在元朝时南宋官窑瓷器就已经被视为珍品。

河北定兴县张弘范墓中曾出土一件青瓷弦纹长颈瓶(图18)，这是目前可以确认的南宋官窑制品。张弘范为灭宋战争的参与者，曾受封镇国上将军、蒙古汉军都元帅，亡故后又被追封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后又加保大功臣并加封淮阳王，由此可见元朝统治阶级曾将官窑瓷器作为高等级的战利品。

明清时期，收藏之风大起，瓷器也逐步成为收藏中的热门门类，但由于历代世事更迭，瓷器容易破损，时代愈往后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官窑瓷器就愈发稀少。今日我们在世界顶尖博物馆所能见到的传世南宋官窑瓷器大部分都是明清两代皇室不断收录的，即便如此，其数量也不过尔尔。清朝特别爱好收藏的乾隆皇帝就曾创作了多首御制诗来感叹南宋官窑瓷器的精美和稀有。

对后世的人来说，不仅南宋官窑瓷器难以寻觅，就连南宋官窑窑场的遗址也被淹没在历史中。在很长时间之内，人们只能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它的相关信息，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传说，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才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应用产生改变。目前杭州已发现的南宋官窑遗址有两座，即南宋官窑郊坛下和老虎洞遗址，其中位于乌龟山的郊坛下遗址的发现较早。

20世纪20年代，杭州乌龟山一带出土的部分官窑瓷片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注意。1930年—1932年，中央研究院的周仁等人先后三次到杭州实地调查并试掘，在乌龟山西南角发现了青瓷窑址，在对出土的青瓷碎片和窑具进行整理和初步分析后，认为此处是南宋官窑窑址的所在地。同时代，时日本驻杭领事米内山庸夫亦在杭州采集了不少瓷片和窑具标本，并整理、编写了《陶片目录》《陶片采集记录》和《陶片调查记录》，详细记载了标本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标本采集时的状况（图19）。1937年，朱鸿达踏访了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并根据自己的调查情况及采集的标本编写成《修内司官窑图解》。20世纪50年代，米内山庸夫再次前往杭州考察，在对采集到的瓷片和窑具进行整理后撰写了《南宋官窑之研究》一文。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乌龟山窑址进行了首次小规模发掘，清理出23.5米长的龙窑一座，编号Y1（图20），并发掘了窑旁 的部分瓷片堆积。

“在窑床的堆积层中发现了高低两档产品。高档产品制作规整，胎质细腻，釉层丰厚，乳浊性良好，晶莹类玉，有的坯体厚度在1毫米以下，当为传统所说的官窑器。品种特多，除日用碗、盘、杯外，还有各式瓶、炉、奁、洗以及鸟盏类观赏陈设品。低档品的胎质粗厚，制作不精，釉层薄而呈黄褐色。产品仅见碗一种，内壁有粗放的刻划花草纹。由于一个匣钵内放有数碗叠烧，碗内常有圆圈状旋釉，两类产品未见层位关系，低档品多见于窑室后段。”然而这次发掘未见发掘报告，发掘现场也已回填。1980年，浙江省电力局在乌龟山窑址区内建造仓库，在开挖墙基过程中于地下深处发现了宋代堆积层，出土大量官窑遗物，有瓷片、半烧成素胎片、花纹模具、窑具，甚至有揉练好的胎泥等等，也包括粗瓷。

1985年10月至1986年1月，为了全面揭示郊坛下窑址的历史并对窑场遗迹进行妥善保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组成的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全面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开挖探沟、探方22个，发掘面积近1400平方米。清理了练泥、成型、上釉等作坊遗址和龙窑一座，出土大量的瓷片与窑具标本。

1988年又对作坊遗址作了补充发掘。两次发掘揭示出郊坛下官窑遗址包括作坊和龙窑两部分。作坊在乌龟山与桃花山之间的山岙中，三面环山。作坊中共发现工房遗迹三座。北面一座是坐西朝东的三开间平房，内有拉坯成型用的辘轳，是官窑的成型车间。南面是踩练坯泥的练泥池。练泥池的南侧有低温素烧炉，炉的上部已被破坏，仅存炉底部分。再往南是上釉作坊，在工房中有大陶缸两个，缸已残破，仅存底部，缸内积聚少量釉料。在练泥池、素烧炉和釉缸的周围，堆积着经低温素烧的坯件，有的已上了釉，证明这里是坯件素烧、上釉的工场。工房的东面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作坊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用石块砌壁的排水沟，用以排泄山水（图21、图22）。龙窑Y2位于乌龟山的西坡上，距作坊很近。窑依山的自然坡度建造，长37.5米，宽1.34—1.8米。窑头有半圆形火膛（即燃烧室），尾部有出烟坑。窑身狭长，两边有墙，顶部为半圆形拱顶。龙窑用砖砌墙，建筑比一般民窑讲究。窑的西墙开有窑门4个，用于装窑出窑（图23）。郊坛下窑址出土了3万余件瓷器碎片及大量窑具、工具等遗物。由于此窑屡遭破坏，出土瓷器中几乎不见完整器。其中有二十多种可复原器形，以碗、盘、瓶、罐、壶、盆等日常器皿为大宗，另有一批在宋代民窑中少见或不见的祭器和陈设瓷，如鼎式、鬲式、樽式、簋式或带乳钉的香炉和薰炉，觚、琮式瓶及其他形制特殊的瓶、壶类，各式器座等。在胎釉的特征方面，主要有厚胎薄釉与薄胎厚釉两类产品。釉色以粉青、灰青和米黄色为主，有滋润光泽的玉质感。釉面普遍开裂，即人们俗称的“开片”。装烧方法主要包括支烧和垫烧两种，一般支烧器以薄釉居多，垫烧器以厚釉或大器形的居多，此外还采用刮釉垫烧法及套烧、合烧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窑具中有一块垫饼上刻“大宋国物”（图24）四字，笔划清晰有力，这是反映郊坛下遗址官窑性质的有力物证。

乌龟山郊坛下窑址的发现与发掘让人们从文献之外获得了大量南宋官窑相关的资料，也有力地推动了南宋官窑相关研究，但其从发现到全面发掘之间间隔了半个世纪之多，发掘出的瓷片标本难以揭示南宋官窑发展的全貌。同时有研究者依据文献记载推测除郊坛下窑外，杭州地区还应存在其它南宋官窑窑场。20世纪末，另一座南宋官窑窑址——凤凰山老虎洞窑址的发现又一次将南宋官窑研究推向高潮。

1996年，有文物爱好者在杭州凤凰山东北面的山腰上捡拾了许多黑胎乳浊釉青瓷残片，并据此认为此处应当是一座南宋官窑窑场遗存。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了2座窑炉和作坊遗迹，出土了少量瓷片、素烧坯、窑具等。为进一步搞清老虎洞窑址的全貌，经国家文物局同意，1998年5月至12月、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该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清理出龙窑窑炉3座、小型馒头窑4座、不同时代作坊基址10座、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堆积坑24个（图25、图26、图27、图28）。出土瓷片不仅量多，而且烧制质量好，器型主要包括碗、盘、罐、壶、洗、套盒、盏托等生活用具和尊、瓶、觚、炉等造型高大的祭祀礼器。包括元、南宋、北宋各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的南宋层遍布于整个发掘区，在该层层面上发现窑炉一座，素烧炉两座及采矿坑、澄泥池、房基、道路等遗迹，并出土数以万计的被人为砸碎的南宋瓷片、素烧坯及各类支垫烧窑具、匣钵等遗物。从出土的瓷片标本看，瓷片有薄胎薄釉、厚胎厚釉和薄胎厚釉等，胎色以深灰为主，另有浅灰、黄灰等，釉色以灰青为主，另有青绿、米黄等。在第三次发掘的西南部瓷片堆积中，还发现制作精巧、釉层丰厚、釉面滋润均匀的粉青釉瓷片标本。从标本看，该窑的装烧方式既有裹足满釉支烧，也有底足刮釉垫烧，还有使用数量相对较少的，主要用于大底器折沿盘及高足器鼎式炉这类器物的支垫烧。而一些器物的造型与北宋汝窑或北宋官窑非常接近，体现其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因窑址所在地俗称“老虎洞”，故该处窑址被称为老虎洞窑址。

凤凰山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提供了更多南宋官窑相关的实物资料，并且此处在元代还建立了仿烧南宋官窑瓷器的窑址。与发掘本身相比，此次发掘在学术界引起的热烈讨论影响更加深刻，特别是对此窑址设立和停烧的时间以及这里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内窑”等问题，不同的专家都做出了自己的分析。2006年11月在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上，披露了一件出土于老虎洞窑址并带有“庚子”纪年的瓷荡箍（图29），南宋存在两个“庚子”纪年即淳熙七年（1180）和嘉熙四年（1240），根据前文分析基本可以确定至嘉熙四年（1240）时郊坛下官窑已经设立多年，如果南宋朝廷没有同期维持两处官窑窑场的必要，那么可以推测凤凰山老虎洞窑场设立的时间应当早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窑场设立的时间，并且在淳熙七年（1180）左右老虎洞窑场正处于瓷业生产的活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