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江南地区文化的繁荣。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才女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性别群体，再次浮现。她们的事迹被记录于当地的地方志中，作为地方教化的正面典型。
钱塘、仁和，两县并属杭城两县，位于省、府治所，尤为人才文化汇聚之地。《康熙仁和县志》中有“贤媛”的记载，共有26名，其中的陈德懿、孙孟芝、钱庄嘉、顾若璞、姚令则、黄修娟，都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可以归为才女这一群体。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江南地区文化的繁荣。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才女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性别群体，再次浮现。她们的事迹被记录于当地的地方志中，作为地方教化的正面典型。 钱塘、仁和，两县并属杭城两县，位于省、府治所，尤为人才文化汇聚之地。《康熙仁和县志》中有“贤媛”的记载，共有26名，其中的陈德懿、孙孟芝、钱庄嘉、顾若璞、姚令则、黄修娟，都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可以归为才女这一群体。 陈德懿 明代成化年间人，南康知府陈敏政之女，明景帝景泰时进士、右副都御史李昂妻。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记述，德懿通晓典故，谙练时务，晚年诗词著作愈精，不但有名篇，且有名句。顾玄言《国雅品》曰：“陈（德懿）诗如‘绿遍郊原外，青回远近中’，又‘引泉竹溜穿云入，堕粉松花绕舍香’‘深院雪消芳草绿，小园风过落梅多’，情致幽绝，足为女郎之秀。”德懿时常与海宁才媛朱静庵相唱和。德懿著述甚丰，可惜去世之后，其子孙无习文者，其作遂多散佚。嘉靖末年，郡士蒋灼，获其遗稿于败簏中，整理辑得四卷，编为《陈德懿集》。《明史·艺文志》著录其著有《陈德懿集》四卷行世，尤以律诗为工。如《闽山道中》《至淮阴》《高邮》《秋兴》《遣兴》《暮春》等篇。 孙孟芝 明代辰州府同知钱兆元妻子。县志上说她“工笔墨，恂恂若儒者”。孟芝和丈夫无嗣，对待丈夫小妾彭氏和其所生的二子，孟芝皆教之文墨，通传记。小女儿钱庄嘉得孟芝所传，尤工篇章尺牍。孟芝四十七岁卒，留有《琴瑟居诗稿》。 钱庄嘉 钱兆元的女儿，诸生钟天均的妻子。她自幼聪颖，母亲孙孟芝在教授其女红之暇兼教以读书作字。钟天均为佥都御史时，庄嘉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书籍，得以“淹通经史”后来又“精研理学”。她“为古文词，简洁遒远”，《玉镜阳秋》云：“钱夫人（庄嘉）与诸子书每及道学经济，禅悦语多臻到，岂仅上流夫人，殆是须麋中襟宇廓落者。偈语如病体若孤灯，微微映东壁，竟似唐人清妙之辞，非独能参竹篾者也。”著有《鹤牗轩集》。 顾若璞 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字和知，钱塘县人。明上林苑署丞顾友白女，十六岁时嫁与仁和县诸生黄茂梧为妻。丈夫体弱多病，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亡故。当时顾若璞28岁，结婚才13年。她抚育一子一女两个遗孤成人，子黄灿、女黄炜皆能诗。90岁时无疾而终。顾若璞为明末清初杭州闺秀诗人之冠，不仅工诗，经史、诸子、小学也颇精通。有《卧月轩稿》。在顾若璞的影响和带动下，其娘家夫家顾黄两氏几乎满门女诗人。据《西冷闺咏》载：其侄女顾之琼字玉蕊，工诗文骈体，有《前后北征赋》《撷芳初集》《序初阳台》《西溪渔父》《河渚花隝》《净慈寺》诸诗。其长子璨娶丁氏，名玉如，字连璧。甚贤孝，能诗。顾若璞对中国女性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培养和组织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组成的文学团体——蕉园诗社。蕉园诗社分前后两期。前期称“蕉园五子社”，组织者为顾之琼，招诸女作《蕉园诗社启》。五子者，徐灿、顾姒、朱柔则、林以宁及钱云仪也。后期称“蕉园七子社”，组织者为林以宁。七子者，柴静仪、钱云仪、钱静婉、冯又令、顾启姬、毛安芳、李端芳也。蕉园诗社前后两期的组织者顾之琼和林以宁，是顾若璞的娘家侄女和外孙媳妇，她们只是名义上的组织者，其组织女性诗社的最大后台还是顾若璞。据《云蠖齐诗话》载，顾若璞年未三十即称未亡人，享高年。诸孙及诸女孙辈皆能拈韵赋诗，和知顾而乐之，有“为报九原相待客，诗书一线可能留”之句。顾若璞89岁时，还曾亲自为其孙媳钱凤纶序《古香楼集》。可见顾若璞晚年，确实经常与孙女辈一起，在杭州山水间过着风雅生活。
姚令则 字柔加，仁和人。约1680年前后在世。黄时序妻。姚令则弱龄即能言诗，聪慧绝伦。她是顾若璞的晚辈，“定省之余，侍祖姑顾夫人，执经问字，晨昏讨论有年。得祖姑之教居多”。她与妯娌钱凤纶皆长于诗，互有赠答。她也是著名的闺秀结社——蕉园诗社的成员。著有《半月楼遗稿》，其集附在顾若璞的《卧月轩集》后行世。 黄修娟 字媚清，江西督学黄汝亨女，沈希珍妻。性嗜书，七岁能弹琴，八岁能诗。汝亨尝抚之曰：“此吾家道韫也。”婚后常与同样能诗的叔姒钱如玉相互唱和，与嫂顾若璞之间亦常有文学往来。著有《芙蓉轩集》《琴谱二卷》《娱墨轩集》及《效颦集》，惜多散佚。 《康熙仁和县志》中记载的才女，是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才女盛行的体现。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了中国古代女作家4000余人，依朝代划分，明清二朝就占了3750余人。从区域上看，其收录的女作家仅江浙两省已占去总人数的八成。可见明清时期文化繁荣的江南一带，最是才女辈出之地。 《康熙仁和县志》记载的才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明清之际江南才女群体的兴盛。这就呈现出当时妇女群体生活状况的多种面向。 一方面，明清江南地域社会是一个封建礼教强化的时期。因为女性主“内”，所以江南地域社会强调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的三从四德，官方与民间都不遗余力地宣扬褒扬贞妇、节妇，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秩序，强调“内外有别”的空间秩序，在空间上将女性禁锢在家中；而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相当多的才女群体，这些才女多处于官宦之家或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女性个人的才华、性情被强调，才女们结伴出游，与名流交往、唱和，在很大程度上越出了当时社会空间对女性的规范。 史学家高彦颐也曾指出，明末清初，对女性而言似是最好，也似最坏的时期。在宋代，士大夫家庭妇女享有一定的继承权和相对自由的再嫁、改嫁权，而明末清初时，女性已失去财产权，并且被迫屈服于日益严厉的贞洁观。明清地方志中大量的节妇名单显示，无论是上流和平民妇女都是服膺于贞洁观的。但是，如果从地方志、私人作品和小说对明清之际城市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与上面描述相对照的另一幅图画，在这里，女性享受着某种非正式的权力和社会自由。大量才女自己写的作品，显示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 地域社会和其秩序维护者士绅群体对于才女群体，持一种包容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鼓励姿态。这和他们的女性观发生变化有关，士人对妇女才、情的重视，推动了闺阁文化的发展。明清士人对于女性的诗文之才大加褒扬。当时人们认为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充斥着大量的妇人作品和爱情之作，女性在诗词创作上较男性更为自然和真实。在这种褒扬才女的思路下，男性士人认为女性创作诗词相对于男性创作而言，既是补充附庸，但同时又有其独特性而无法被男性创作取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女群体才能够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并获得了家庭男性的认同，比如唱和、赞赏，以至作品获得出版。清初，陈惟崧在《妇人集》中就记载了许多杭城才女，对这些才女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可以透露出士人对女性从事文化创作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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