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既不能等同于政治，而又是不可能和政治截然分开的。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二者又总是交相影响的。

尤为困难的是：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往往是互相转化的， 其间并不存在一道永恒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奇可以化为腐朽，腐朽也可以化为神奇。那全赖我们如何去加以领会、吸收和运用。

（一）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自己还是在北平（京）师范大学附中作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清华园里有位大名鼎鼎的吴宓先生，是号称“情圣”的。可惜当时自己太小，还无缘亲聆教诲，只有每逢假日和同学骑车去西山游玩的途中，遥遥望园兴叹。

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是1939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作学生，在昆中南院的一间教室里听先生讲《欧洲文学史》。

我不是外文系的学生，听文学史 的课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有似北京观众们所说的“听蹭”。当时这类的自由旁听是校园内的一种风气；据说当年老北大有很多外面来听课的人，并非是正式学生， 从远地来到沙滩租一间公寓住了下来，一听就是一年、两年。另一位陕西籍老师张奚若先生的两门课“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我也是在两年时 间里从头到尾旁听了下来的。

对吴先生的初次印象，倒不是先生讲授的内容，而是他那发音。他的英文发音实在不怎么好，夹杂着浓重的乡音；吴先生是哈佛大学出身，有名的哈佛标准英语，发音竟然如此，不免有点暗自惊异。

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一个人的学识和他的发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吴先生的至友陈寅恪老师是当代学术界的泰斗，但连他那中文的发音，实在也是远不够标准的。学识好就是外语好，外语好就是口语好，口语好就是发音好；这一流俗的以言取人的偏见自昔已然， 于今尤烈，却不知误尽了天下多少苍生。其实，吴先生是很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的。学生选课，他总是要学生先选语音学，把基础先打好。

在课堂上，他也屡次指出 我们中文基础不够，———我们一代人和吴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吴先生一代人是从旧学发蒙的，所以旧学根底都非常之好；我们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 育，从小是文、史、地、数、理、化、音、体、劳一起都上，所以就没有老一辈那种深厚的旧学基础了。先生要我们从文字学入手，并特别推荐吴契宁的《实用文字学》一书，要我们认真阅读。

对细微处，吴先生是很认真的。有一次他指责我们说：英国小说家Thack-eray不是Thackery，你们总是把语尾的-ray写成-ry。又一次，先生摇头感叹地说：林语堂写了一篇小说， 名字叫《风声鹤泪》；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战谢玄击破符坚，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鹤还会流眼泪（The Tears of the Storks）？每次考试，先生必定有一道题目是要学生默写出自己所能背诵的最长的一篇诗文，并且往往还有一道题目是评论一部文学名著。大都意在强调学生的基本功。

（二）

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这是先生在昆明的几年中少数几次公开讲演之一（另 有一或两次是讲《红楼梦》）。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应该说，先生这次所讲的内容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下，显得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是这一点正足以见先生对文化深层意义的追求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今天回顾起来，这同样是一个民族文化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十八、九世纪之交，德国面临着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在异族侵略的铁蹄之下山河破碎；而德国的哲人和才士却执著于去追求那种玄之又玄、脱离现实的诗歌、乐曲和哲学理论。一个社会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物质生活上，也表现在它的精神生活上。当时的德国民族就在精神生活上大放异彩而表现出令人叹止的优越性。先生的这种精神也贯穿在他常年讲授的课程里。那时候，先生每年都开两门课，一门是欧洲文学史，为必修课；另一门是选修课，课程名称每年不同。

1942年我听课的那年，先生开的 选修课程是“文学与人生”。先生自己说，课程名称虽变，但思想是一贯的。选修课的内容，也就是广义的“我的人生观”。先生博通今古，学贯中西，讲起课来旁 征博引，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但我的印象，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一为先生所服膺的柏拉图哲学（柏拉图对话录的最早中译本，就是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一为 先生所热爱的《红楼梦》，一为先生平素喜欢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所阐发的人生哲学的精义。

先生是熟读中国小说的，掌故之熟，一时无两。有一次谈到吴沃尧，先生就顺口解释说，吴沃尧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为他是“我佛”“山人”，其实他是广东佛山人，故尔自称“我”“佛山人”。当时金岳霖老师亦以博览小说闻名。

记得有一次金先生讲演，题目是“小说与哲学”，系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邀，由罗常培老师主持。罗先生介绍金先生时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两位先生在同侪人心目中的地位。先生 还有一次说及，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他曾和汤用彤先生两人合撰过一部小说，书中主人公的籍贯是贵州修文，因为他们觉得修文这两个字非常好。

在课堂上谈论 《红楼梦》时，先生对书中的全部诗词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如流，这时候听者也觉得自己仿佛是沉浸在其中；那真可以说是一场精神的享受。不仅古今中外的名著， 就连一些流行的通俗小说，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他也熟读。有一次他曾提到，《金粉世家》是仿《红楼梦》的，所记为钱能训（浙江嘉善、 北洋时期曾任国务总理）家事。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按一般看法，是不能登学院讲坛的。于此可见先生的眼界之广与识见之卓，他从没有（如人们想像的）把自己局限于所谓士大夫的狭小天地里（我以为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

先生改造了柏拉图哲学，其要旨是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先生名之为the World of Truth，另一个则名之为Vanity Fair（均为先生的原文）；真、善、美必须求之于前者，而名利场中人则执迷于后者。先生即以此两个世界的学说来解说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义谛。例如，贾宝玉一流就是属于前一个世界的，而王熙凤一流则是属于后一个世界的。

先生曾撰有一篇长文，发挥此义，载在当时的《旅行》杂志上，还亲笔写了一则广告张贴在校 园的墙壁上。先生讲《红楼梦》，要求每个同学都写出自己的心得，集中放在图书馆里面，供大家借阅，相互交流。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两篇的大意。一篇是评论探春 的，认为作者把探春作为一个正面形象，着意描写，过于美化；其实探春对于自己生身母亲赵姨娘采取那么鄙薄而苛刻的态度，是叫人无法同情的。一篇是说，宝玉 并非用情不专，事实是宝钗所要求于宝玉的是一套世俗的东西，宝玉也报之以一套世俗的名利；黛玉所要求于宝玉的是崇高的爱情，宝玉也报之以崇高的爱情。

在先生的领导之下，实际上（虽然不是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一个红学会和红学专刊。尤其在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还能有一批青年人专心致志地探讨思想和学术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联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阕难忘的插曲。

当代讲红学的，大抵似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义理派，由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发其端，而先生继之，旨在从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一派是索隐派，以蔡元培先生《红楼梦索隐》为鼻祖，下迄“四人帮”红学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论，都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 要，从中寻找微言大义，硬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强加于古人。一派是考据派，以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为始作俑者。平心而论，胡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功不 可没。随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又别开生面，拓展疆域，其贡献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

然而无可讳言的是，自哙而下，考据派的路子却越走越狭隘，由自我作茧驯致走火入魔，把红学弄成了曹学，支离破碎、繁琐不堪且又言不及义。曹雪芹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有价值，在于他写了一部不朽的艺术品；现在撇开这部不朽 的艺术品的价值不顾，而一味捕风捉影，专门去考据一些与红学毫无关系的私人起居注，终至沦于“演丹麦王子而不要哈姆雷特”的魔障。

今后红学的发展，恐怕需要某些红学家们对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乃至价值观首先进行一番必要的自我批判。义理派是要求对《红楼梦》这部不朽的艺术品作出思想理论上的理解和评价的；因此，考据派对于义理派似乎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包括吴先生（和他当年教导的那批青年学生）的贡献在内。惜乎当年先生指导之下以手抄形式流传的许多篇习作 文章，历经离乱，如今恐怕是都已荡然无存了。

（三）

先生是率真的人，是诚挚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言行不符或虚假造作的痕迹。先生不吸烟，室内便赫然贴有一张“请勿吸烟”的告示。先生平生的恋 爱事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先生自己亦从不隐讳。有一次讲诗，先生说到诗有以含蓄为佳者，但亦有直抒胸臆者；随即各举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