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书肆话旧 在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的人士提起杭州抱经堂书店的朱遂翔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不但在杭州，就是在整个中国，朱遂翔在旧书业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同写《贩书偶记》的孙殿起并称为“南朱北孙”。如果就营业额之大，交易范围之广及全国远至海外而论，“北孙”似乎还逊“南朱”一筹呢! 杭州的旧书业，源远流长。远在700年以前的南宋时代，就有临安(今杭州)睦亲坊棚北大街陈解元(或称陈道人)开设的陈宅书籍铺，而且刊刻书籍，同当时的著名人士刘潜夫、敖器之都有往来。清朝季年直至抗战前夕，由于杭州地区藏书家众多，例如：小山堂赵氏、玉玲珑阁龚氏、寿松堂孙氏、欣托山房汪氏、椒园沈氏、丹铅精舍劳氏、琳琅秘室胡氏、结一庐朱氏、瓶花斋吴氏、振绮堂汪氏、绩语堂魏氏、榆园许氏、清来堂吴氏、清吟阁瞿氏、八千卷楼丁氏等，这许多藏书家带动了杭州旧书业的繁荣。 (二)学徒生活 朱遂翔，字慎初，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于绍兴曹娥镇。他的父亲以撑航船为业，往返于曹娥和西兴之间。兄妹六人，遂翔排行第二。他的长兄也以撑船度日，家境贫苦。他幼年没有能力读书，只略略认识了几个字。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遂翔十四五岁的时候，由他在杭州的姑母介绍，进杭州清河坊文元堂书店当学徒，拜店主杨跃松为师。过去，旧书店资本不多，往往股东、店主、经理都是一人兼任。 因朱遂翔是乡下人，满口绍兴土话，与杭州话格格不入，又加以文化程度太浅，各种书名尚且不认识，何况其他。所以常被师父、师母呵骂，说他是笨人，不叫他学习营业的事务，只叫他洗衣服、倒马桶。过了一年多，他感到做旧书业务非得有一定的文化不可，于是他发奋上进，刻苦钻研，一遇空暇，就写字读书。经过几年来的勤学苦练，文化提高了，对于古书的业务也慢慢地熟悉起来。三年满师以后，居然得到师父杨跃松的赏识，叫他随同店中专往外地收购旧书的朱华到杭州、海宁、平湖等地收购。这是民国初年的事。遂翔经过几年锻炼，经验丰富了，结识的掮客(介绍人)也多了，因此动了“自打天下”的念头。 (三)自立门户 朱遂翔勤俭节用，累积了些钱。到外地收购旧书时，自己也陆陆续续买进了一些旧书寄到家中存放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向业师辞职，离开文元堂书店。 1915年(民国4年)，朱遂翔在杭州梅花碑开设了一家旧书店，取名为抱经堂，系因清朝乾隆时杭州人卢文?刻有《抱经堂丛书》而取以为名。数年后抱经堂书店迁至城站福缘路。这时营业兴盛，规模渐大，存书日多，由原来的一家小店，改为双间门面。由于店近城站，来杭旅游的爱书人，常到店选购书籍。鲁迅曾在日记中记载在该店购得清王希濂刊《红楼梦》等书事。他自己常往塘栖、湖州、宁波、绍兴以及徽州等地收购旧书，曾收到不少宋椠元刊以及名人的手稿本。如在湖州菱湖章宗祥(北洋军阀时曾任驻日本公使)家里收到的《宋刊李长吉歌诗集》，是宋刊宋印，用的是宋代公文纸；元版的《六子全书》。最名贵的手稿本有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稿本后来售与杭州藏书家叶景葵先生。 朱遂翔历年来收购古书，遇着一些传奇式的趣事，今略述一二： 有一次到湖州乡下收书，遇到大雨，就在一家大户人家台门口避雨，偶同这家管门的仆人闲谈。管门人问客人从哪里来，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遂翔回答：“我从杭州来，到此来收购旧书。”仆人听后，即说：“我家后退堂堆放有不少古旧书。”并去告诉大少爷：“外边有人从杭州来收古旧书，不知我们的旧书卖不卖?”大少爷吩咐叫收书人进来看看。遂翔听说这家人家有书，十分高兴，听到叫唤就走进后退堂看书。翻阅一过，内中有不少善本书籍，心中暗暗高兴，但心中还是忐忑不安，因身边所带的钱不多，恐他索价过高不能成交。可是大少爷有病卧床，由其弟陪同看书，一切由遂翔定价，并无争论。当下成交了一大批古书，把四张八仙桌堆得满满的。事后这个弟弟瞒过哥哥，将书价一半留给自己，管门的仆人也分到不少小费，朱遂翔也欣喜而归。 有一次朱遂翔到湖州乡间收书，把旧书一捆一捆的装在小划船上运送进城，再转送到杭州。在途中遇见一个在河边洗菜的姑娘，看见小划船上有书，就问遂翔来做什么，答是从杭州来收书的。姑娘起先听不清楚，因为湖州乡下，多养蚕缫丝，“书”、“丝”两字音同。后来说明是来收买古旧书的，姑娘听了非常高兴，就说：“哥哥就要结婚了，新房做在楼上，楼上有一大间房子堆放着旧书，正要叫人搬出去烧灰，因为搬运需要花工钱，现在你们来收旧书正好，我们不要你的钱，这批旧书全送给你，只要你叫人捆扎拿去就好了。”真是“福至运来”，遂翔不费一钱，得了一大批古旧书。 又一次是杭州陆懋勋太史的儿子，有纨绔习气。有一天他急需钱用，叫仆人到抱经堂唤遂翔到陆家买书。遂翔到了陆家，陆某说：“我家有70箱书，售给你店，每箱价两元，但不能开箱看书，这是‘打闷宝’、‘碰运气’，缺一块钱也不卖。”遂翔硬着头皮，用140元买下了这70箱书。运回店里，打开一看，书箱内大部分是本省各府各县的地方志以及杭州本地人著作的手稿本。 又有一次更像说神话了：遂翔由一个做裁缝的东阳人介绍，到东阳下程马乡程翰林家中收书。程家藏书颇多，有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有的是程翰林自己在北京做官时买进的，里面有不少善本书籍。因为程翰林自己在官场失意，痛恨读书，回家以后，叫儿孙不要再读书识字，一家大小皆务农为业。但是这一大批藏书如何处理，这是他日夜耽心的事。见到有杭州人到东阳收书，他喜出望外，连连说：“旧书有救星了。”并且留朱宿夜，备酒备饭招待，客气异常。次日翻阅藏书，其中颇多善本，因身边带款不多，不敢多选，那知议价时，程翰林坚决分文不取，将全部藏书奉送，以结“书缘”。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像以上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遂翔曾写过《卖书琐活》，这里不详述了。 遂翔有弟瑞轩，同在文元堂学业。遂翔自立门户后，瑞轩成为乃兄的有力助手。瑞轩每年两次去徽州收购旧书，收到好书不少。在遂翔编的目录中就有：徽州明刻《樱桃梦》、《红拂记》、《盛明杂剧二集》，这些本子都被郑振铎买去。遂翔后来印行的冯梦龙《山歌》，底本为明版，也是从徽州买进的。这个底本卖给郑振铎，郑氏在《劫中得书》中谈了这件事。从徽州还买到洪武年间翻宋刻的全部《大藏经》和明版家谱。这些家谱卷首有祖宗像，有墓葬山图，有的人像还着色，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四)贩书致富 “书中自有黄金屋，世上应无白眼人。一语告君勤记取，卖书能富读书贫。” 这首诗是当代著名学者马一浮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的。的确，遂翔从贩卖旧书，赤手成家，自己藏书数万卷，置有房地产数十间，在从事旧书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致富的重要原因，是得到了藏书家王绶珊的信任，并代王缓珊购进大批善本书的缘故。 王绶珊，原籍绍兴，居住杭州，是一位大盐商，家里很有钱。他性喜藏书，买起书来，出手很大，往往是几万元、十几万元一口气买。王绶珊家住杭州田家园。在上海麦家园归仁里也有一幢住宅。藏书处叫“九峰旧庐”。“九峰旧庐”不特宋、元、明椠本充床满架，尚有全国各省府州县地方志书多达3000余种，其中不乏孤本，可以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方志并驾齐驱，更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万万不及的。王绶珊自民国16年(1927)收购旧书开始，至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开始止，共用去购书款50万元左右，为近代藏书家花钱最多的人。其中由遂翔个人经售及代为介绍的古书，就有30万元之多，遂翔所获利润也达10万元以上。因此抱经堂书店是全国旧书业中资金最雄厚的一家。俗话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加之遂翔脑筋灵活，人头熟悉，因之抱经堂的营业格外兴旺。 王绶珊喜买旧书，所认识的南北各地旧书店中人很多，而独对遂翔信任非常，这其间也有一段故事。王绶珊以肯重价收书闻名，南北各地书店，如收得好书即送到王家投售。民国20年(1931)前后，有北京书商特从北京送书到上海王绶珊家里，说有宋版书两种：一是《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一是《具茨集》。装潢非常讲究，两书均是“金镶玉嵌”(这是藏书家的术语，就是每页都用上等白纸衬上)，外加红木书箱，一看即觉名贵非常。当时双方议定书价6000元。其时的米价不过5元左右一石，6000元钱差不多是1200石米的价值呢!正要付款，王绶珊迟疑了一下，向对方说，3天后再行决定；一方面打电报到杭州，叫遂翔立刻到上海来审定这两部宋版书的真伪。遂翔看了认为两书均是翻刻，伪充宋版。他又到上海富晋书社借到清代满洲人纳兰性德所刻《通志堂经解》里的一种《周易义海撮要》，拿到王家，对比一下，一模一样。原来北京书商送来的“宋版”，确系清初《通志堂经解》本，把原书染色做旧，书口上原刻有“通志堂”字样，刷印时故意贴糊，使人看不出来。这种书内行人叫做“捺印木”。《具茨集》也是清代翻刻本。于是真相大白，王绶珊没有上当。从此以后，王对遂翔深信不渝。 遂翔替王绶珊所购置的书多得不可数计，现就几批善本书略述一二：民国20年(1931)间为王绶珊购进大藏书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版书8种，计书价5.8万元；又介绍苏州群碧楼邓邦述所藏宋原版书24种，计书价6836元；又北京双鉴楼傅沅叔所藏宋、元善本书15种，计书价14088元；又民国24年(1935)抱经堂收到宋刊《吴郡志》，售与王绶珊，得价8000元。以上所举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五)编目、印书 对于古旧书籍，爱之者珍若珠璧，恶之者视如敝屣。因此旧书店对于某一种书的定价，也无所准则。架上所陈列旧书，往往有目无价。如果做外埠邮购业务，欲购者来函往返询价，既不方便，而且往往目录内一书，要买的人多，书价就提高，营业作风是不够老实的。上海的中国书店，首创汇编书目，有目有价，一变过去作风，信誉大增。遂翔在杭州也编出《抱经堂书目》，目录中有目有价，一书一价，邮购的生意远至日本、美国，营业蒸蒸日上。抱经堂除了编印一年一度的目录外，又编印临时书目及残本书目。他从民国10年(1921)起开始编印书目，直至停业时止，共出版目录30余册之多。这情况在杭州旧书业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朱遂翔在历年收进古书的同时，也买进了不少的古书版片，因此抱经堂自编和自印的古籍有25种，书目不详述了。其中的《西湖雷峰塔藏经》，就是抱经堂影印的。 (六)藏书满楼 遂翔经营古旧书业致富以后，因他所接触的人以藏书家为多，所以他自己也藏起书来了。他在杭州郭东园巷买到一所住宅，辟室收藏，起初专收各种医书。他的选取标准甚严，非少见孤本不收，计藏有初刻初印本数百种。后来又收藏明版书。遂翔一生经手的古书很多，见多识广，自非普通人所及。他请人画了《抱经堂藏书图》两幅，第一图是余绍宋(字越园)画的，第二幅是张炎夫(字幼蕉)画的。装裱成轴，并请国内藏书家和知名人士如马一浮、傅增湘、顾颉刚、叶景葵、王绶珊、孙仁、高野侯、陈去病、高吹万、徐行恭、刘体智、余铁珊等20余人为之题词，也是藏书界的一段佳话。可惜的是抗日战争起，遂翔避地绍兴，在杭藏书损失了一部分。他受此冲击，不免灰心，就将劫存藏书陆续运至上海抱经堂出售(抗战后期，抱经堂书店在上海复业)。 (七)改行易业 抗战开始，杭州沦陷。杭州抱经堂书店即行闭歇，后来转移到上海三马路营业，店号仍为抱经堂，编有《抱经堂临时书目》。当时物价日涨，做函购生意尤其困难，卖出的书，难以补进，因之受到了损失，他感到做古书生意的困难。遂翔的大儿子阿本改开钢笔厂，因业务生疏，经验不足，钢笔厂亏耗甚巨。到了解放初期，连厂里工人的工资也难按月发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店里积存的古旧书籍数百担全部作废纸秤去。还有抱经堂在杭州郭东园巷住宅内的存书，遂翔也陆续售与北京、上海各古旧书店。最后一批底货，连同书箱32只，全部售与杭州合作书店。遂翔于1967年病逝于杭州家中，终年72岁。 (八)功不可没 朱遂翔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一生孳孳矻矻，经营旧书事业，对于版本源流，辨别精审。所经手的宋元明善本书、名人钞稿本、日本和高丽刊本，辗转售与南北各大图书馆，对于抢救善本、孤本，流通文化是有一定功绩的。 他常常从人家视为废物的故纸堆里搜得“瑰宝”，这类事例是很多的：他曾在徽州收购到当地刻的明版《樱桃梦》、《红拂记》、《盛明杂剧二集》、明洪武年间翻刻宋版《大藏经》全部等。这全部《大藏经》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后来售与蒋孟，由蒋转让与张元济，归上海涵芬楼收藏，抗战时毁于日寇炮火。此外如为北京国立图书馆搜得宋绍兴刊本《白氏文集》(白居易著)、书棚本《甲乙集》(罗隐著)、残蜀本《苏文忠公集》(苏轼著)；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配全宋本《宝庆四明志》；为王绶珊购买宋版《吴郡志》；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搜得宋版《李长吉歌诗集》等，都是世上罕见的珍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