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无比辉煌的时期，在宋一朝，我国南北方名窑林立、各具特色，高质量的瓷器产品层出不穷。随着后代古物收藏之风的兴起，瓷器成为收藏中专属的门类，因宋代瓷器面貌丰富又极具艺术特色，于是社会上一些人开始将精美的瓷器都归为宋瓷，“宋代五大名窑”的提法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明代吕震等人撰写的《宣德鼎彝谱》记载，朝廷使用的和“颁赐各王府、两京文武衙门”的鼎彝，“数目多寡，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照依原样，勒限铸成”。“宋代五大名窑”的提法即由此而来，或曰“柴、汝、官、哥、定”，或曰“汝、官、哥、钧、定”，这种说法曾经在古物收藏圈广为流行，但现代考古发掘工作却证明“宋代五大名窑”只是一个文人附会而产生的传说。首先，以上提法中的柴窑最受到质疑，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记载，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主管烧瓷的官吏向他询问拟烧瓷器的颜色，柴荣批道：“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柴窑因此得名。但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五代后周时尚未出现朝廷直接主管的御用窑场，同时也没有以皇帝姓氏作为窑场名称的先例，在历代文献中“柴窑”所在也不明确，同时也无确切的实物，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柴窑”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所写的“柴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柴窑相比，汝窑、官窑、钧窑、定窑则非常明确是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窑场，而且窑场遗址也都已经被发现。哥窑窑址虽未明确，但存有大量的传世哥窑器物，因而大部分人也已默认“哥窑”的提法。那么既然柴窑是一个传说，是否“宋代五大名窑”就应该是指“汝、官、哥、钧、定”呢，答案依然是扑朔迷离的。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中只有汝窑、官窑和定窑是明确的宋代时期维持瓷业生产的窑场，同时这三个窑口生产的产品都曾被用作宋代宫廷用瓷。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少量其他颜色釉瓷器，晚唐时期其的烧造工艺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而其较汝窑和官窑更早地进入宋代宫廷，但至北宋中期以后其在宫廷用瓷中的地位逐步下降。汝窑与官窑都是烧造乳浊釉青瓷的窑场，汝窑在北宋中晚期左右成为烧造宫廷瓷器的土贡窑场，后来又在朝廷的命令下专门为宫廷搭烧青瓷器。

官窑在三个窑口中出现最晚，大约在北宋晚期的政和、宣和年间设立，其与定窑、汝窑这类土贡窑场最大的区别就是官窑是在官方授意下由朝廷直接设立的御用窑场。官窑与汝窑的关系也非常特殊，官窑的许多制瓷工艺都来源于汝窑，但其作为朝廷的御用窑场在生产上更加不惜工本、精益求精。靖康之乱后，定窑、汝窑窑场逐步沦为金国占领区，唯有官窑几经波折在绍兴十四年（1144）左右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复建，因此时已经进入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时期，因而南宋临安地区的官窑窑场也被称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除延续了北宋官窑的制瓷技术外还吸收了南方优秀的制瓷经验，并且其持续为南宋宫廷服务直至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府。由此可见，将定窑、汝窑和官窑归入宋代的名窑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三个窑口基本都可以代表宋代顶尖的制瓷工艺，所以“宋代五大名窑”提法中不明朗的主要在哥窑和钧窑两个窑口。

哥窑的问题比较复杂。由于在宋代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它的记载，元、明两代文献记载或语焉不详，或不尽可信，加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确切的已发掘的窑址，致使有关哥窑的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首先，谈论哥窑瓷器必须分清三个概念：一是“传世哥窑”；二是元末明初文献记载的“哥哥洞窑”“哥哥窑”“哥窑”；三是龙泉哥窑，因三者基本面貌各不相同，故将它们混为一谈只会将问题更复杂化。在一般描述中，“传世哥窑”多为灰色或黑色胎，胎体较厚，制坯不甚精致，釉层乳浊而丰腴，多呈月白或米黄色，釉面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片纹均人为着色，这种着色的开片被美称为“金丝铁线”，这成为传世哥窑的一个显著特征。

人们通常将这类传世哥窑器物与哥窑概念划等号。我们知道，瓷器表面开片是一种由胎釉收缩率不均而导致的普遍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理解为是一种工艺缺陷。以官窑为例，其很多产品表面同样带有开片，但这在当时并未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来看待，事实上工匠曾力求避免瓷器表面开片的产生，只不过在后世，因官窑瓷器极其稀有，这种浑然天成的开片也成了文人墨客附会的目标，将其美称为“冰裂纹”“蟹爪纹”“鳝血纹”“梅纹”“墨纹”，哥窑的“金丝铁线”一称大抵也是受这种新出现的审美而产生的。事实上这类传世哥窑是后世仿烧官窑瓷器的产物，当这种对瓷器表面开片的审美形成以后，就会有不同地区的窑场对其进行仿烧，《长物志》记载：“宣窑冰裂鳝血纹者，与官、哥同。”书中明确记载了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地区的窑场已经开始仿烧哥窑瓷器，这种追求瓷器表面“金丝铁线”艺术特色的产品直至今日都有烧制，而对收藏者来说，见到这类带有有色开片的瓷器时，均已经默认了“哥窑”的概念，因而并不关注其具体的产地在何处，一概以“哥窑”论之。所以，由此可见，大家平时俗称的哥窑瓷器并非是某一窑口烧造的，其时代有可能是元代、明代甚至更晚，我们将某一瓷器称为“哥窑”，大多是因为其表面具有有色开片，这只是长期以来大家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并不具有严谨性与科学性。有关哥窑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元代孔克齐撰《静斋至正直记》一书。该书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载“尝议旧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东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今在庆元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赤如旧窑，不过街市所货下等低物，使其质更加以细腻，兼以岁久，则乱真矣！予然后知定器、官窑之不足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为然。记此为后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记。”不难看出，在元代初年，哥哥洞窑已经开始烧造，而且工艺已经达到“绝类古官窑”的程度，只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在元中期以后，受到兵祸的影响，哥哥洞窑的产品面貌发生了转变，胎釉质量大幅度下降，逐步偏离了早期“绝类古官窑”的面貌。至明代，哥哥洞窑的名称也在流传中被简称为“哥窑”，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曹昭撰《格古要论》卷之下“古窑器论”之“哥窑”条载：“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麄（粗）燥，色亦不好。”而《新增格古要论》已将“哥窑”改为“哥哥窑”，该书卷七“古窑器论”之“哥哥窑”条载“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除文献外，考古发掘的结果也为以上说法提供了证明，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遗址元代层，出土了大量仿官窑瓷器残片，其中部分质量较高与南宋官窑产品相类，其余部分则质量粗劣，面貌上类似于俗称的“哥窑”。因为哥哥洞窑的这种特殊状况，人们在认识其产品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偏差，比如将元初“绝类古官窑”的产品视为南宋官窑瓷器，而将元中期以后烧造的面貌发生改变的产品作为“哥窑”来看待，这需要在对其甄别时谨慎对待。关于龙泉哥窑，现今所见最早记述的相关文献是成书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之前的陆深撰《春风堂随笔》。书中曰：“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和刊刻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郎瑛撰《七修续稿》也都延续了《春风堂随笔》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大窑等五处窑址中发现了釉面有开片纹的南宋时期的黑胎青瓷标本，绝大部分为生活用器，如碗、盘、盏、杯、壶、盆、洗、瓶、觚、盂、盒、灯和炉等，认为这些标本的特征与《七修续稿》所说哥窑器黑胎、青釉且有紫口铁足和釉面有断纹开片等特征相同，从而断定龙泉窑黑胎青瓷应当是明代晚期文献所记载之处州龙泉县“哥窑”产品无疑。近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龙泉市小梅镇瓦窑路、大窑村、茶田镇溪口村瓦窑垟等处窑址都发现了南宋时期黑胎青瓷，经热释光测试，有的生产年代可早到南宋早期，发掘者判断南宋官窑的生产技术有可能来源于龙泉，同时这类黑胎青瓷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南宋哥窑。

与哥窑的扑朔迷离相比，对钧窑的争议则主要集中在其生产的年代上，钧窑产品有俗称的“民钧”和“官钧”之分，“民钧”产量颇大，流传亦广，故被列入“宋代五大名窑”的实际上是指俗称的“官钧”，在此我们也仅以“官钧”作为讨论的目标。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这是有关“官钧”瓷器流传最广的一句民谚。“官钧”瓷器被西方人称为“带数目字钧瓷”，特指印、刻有汉字数目字的出戟尊、各式花盆等钧窑制品，由于这类钧瓷多为传世品，为便于与金元墓葬及遗址出土的盘、碗、炉、瓶等普通类钧瓷相区别，这类由官方窑场或官方组织生产并为其所用的产品被称为“官钧”。学术界对“官钧”年代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认为钧窑属于宋代的人们主要依靠两点依据。首先，《景德镇陶录》记载：“均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其次，1974-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对河南禹县八卦洞和钧台的“官钧”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除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并出土大量窑具、瓷片外，还出土一枚“宣和元宝”的钱范，而宣和正是北宋晚期宋徽宗的年号。事实上，河南禹县最早被称为钧州是在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此时此地为金朝统治，即便“官钧”已经出现，也很难将其纳入宋代瓷窑。而窑址出土的钱范则更加缺乏说服力，纵观中国古代瓷窑，还尚未发现一处窑场同期肩负烧瓷与铸钱两种功能的，所以“宣和元宝”钱范更有可能是后人在处理某项工作时对前代地层进行了扰动，而将前代的钱范遗留在了“官钧”遗址所在的地层。对钧窑属于宋代瓷窑的质疑由来已久，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就曾经推测，钧窑的兴起应当与汝窑的衰落有关，汝窑在北宋末年衰落以后，钧窑便在金人的统治下开始烧瓷，其历史延续到元代，而金代则是钧窑的“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有人提出“官钧”应当属于元代的瓷窑，也有人认为“官钧”烧造于明代初期。对古陶瓷学界来讲，或许“官钧”年代是个永恒的话题，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努力探索，希翼解开这个谜团。

综合以上讨论的内容，“宋代五大名窑”的话题丰富而复杂，但这也正说明了宋代制瓷业的发达程度让人们不禁将所有美好的瓷器都归入那个时代，而官窑瓷器作为专供南宋宫廷使用的御用瓷器也必定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和最顶尖的制瓷工艺，同时其对汝窑工艺的继承以及对后世哥窑的启发都使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