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杭杂记》的版本与体例

《古杭杂记》是元人李有编撰的以南宋史事为题材的作品，今传本分为两个系统。其一源自百卷本《说郛》卷四（以下简称《说郛》本），题署为“《古杭杂记》四卷，元李有，字听贤，庐陵人”，共十九条，各条无标题。关于作者李有，除此一行题署外，别无文献可征。此本在明清两代被广泛传刻、传抄，先后收入《古今说海》《历代小史》《雪窗谈异》《八公游戏丛谈》《重编说郛》《绣谷杂钞》《说林》《学海类编》《逊敏堂丛书》《小渌天丛钞》等多种丛书。其二为《新刊古杭杂记诗集》四卷（以下简称《诗集》本），不题撰人，共四十九条，每条有标题。修《四库全书》时由浙江汪启淑家征得一部抄本，列为存目，该本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八行二十字，有翰林院官印。台北故宫又有蓝格旧抄本一部，为原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传自晚清翰林夏孙桐藏书，十行二十字。光绪年间，丁丙另得到汲古阁抄本一部，将之与《说郛》本一并收入《武林掌故丛编》，乃成今日通行之本。

从《说郛》本题记可知，陶宗仪所见的《古杭杂记》原书与今存《诗集》本卷数相同，皆为四卷，而检按内容可见，两本互相重合的条目只有三则，即《说郛》本开篇的前三则《一担担》、《天目山崩》、《函首乞和》，它们分别位于《诗集》本的卷一与卷四，格式互有差异（详下）。虽然重合度不高，但《诗集》本的目录中有两段识语，足以说明两个版本间存在同源关系。这两段识语乃自元刊本迻录而来，其一云：“一依庐陵正本”；其二云：“以上系宋朝遗事，一新绣梓，求到续集，陆续出售，与好事君子共之”。首先，如前所示，李有正是庐陵人氏。其次，在识语中书坊表示今存《诗集》乃是一系列关于“宋朝遗事”的出版物的第一帙，此后更有续编。而三则重合的条目集中于《说郛》本卷首，便可说明，陶宗仪很可能是在进行抄撮之时，先从《古杭杂记》的初编中选录了此三则，之后的十六则，当即摘自今已不存的《古杭杂记》后续部分。四库馆臣便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案陶宗仪《说郛》内亦载有是书，题作元李东有撰，然与此本参较，仅首二条相同，余皆互异，未喻其故。观书首标题，殆《古杭杂记》为总名，而诗集为子目，乃其全书之一集，非完帙也。

四卷本《古杭杂记诗集》之所以以“诗集”为题，是因为此书体例乃“杂录南宋逸诗及歌谣等作，各记实事于题下”，很像诗词本事类的著作，四库馆臣即认为其形式摹仿《本事诗》。书中每条大抵举一首或两三首诗词（卷四若干条目只有一联诗或一些对句，末条《射潮箭》则是一段碑铭），侑以一段或几段叙述诗歌本事的文字，叙述文字低一格排，眉目颇清晰。而《说郛》本的编撰形式则与之不同，诗句不是单独列出而是夹插于正文中，与一般的诗话著作类似。且以全书第一则为例：

《古杭杂记》首则“一担担”两本对比

这两种版本之间明显存在着改编与被改编的关系。从《诗集》本书名中的“新刊”以及“一依庐陵正本”、“求到续集”的刊语来看，在其之前已经有庐陵本行世，而这个庐陵本的写作格式应当更接近于《说郛》本。理由如下：在《诗集》本的各则内，诗句与叙述文字虽然分开，文气却都一脉贯注。同时，诗句与叙述语的相对位置并不固定，叙述语或在诗前，或在诗后，有的条目记载了不止一首诗，叙述语则与诗句交互错出。偶尔，叙述语中还用“云云”代替诗句。这些迹象似乎指向一种可能性，即《诗集》的编者乃为了醒目的考虑，才将每则中的诗句抽取出来，提行刊刻，相应地也对正文进行了少许改编，随之在书名中增加了“诗集”二字以表示与原编的差异，并在改编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刊落了原撰者李有的姓名、字里。元末陶宗仪得到的全本《古杭杂记》，大约则是庐陵一系的原本。这一假说也可以解释为何陶宗仪所见的包含了续集的全本共计四卷，而今存仅含原书初集的《诗集》本亦为四卷的问题，盖《诗集》本在进行改编时，顺便重新分割了原书的卷帙。

陶宗仪所见的《古杭杂记》，从书名上看更像一部野史笔记。《说郛》所抄录之十九条目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条皆与诗词有关，与《诗集》本内容相似；后七条则不再包含诗词，仅记载南宋史事。这或许意味着，续出的《古杭杂记》在编刊到某一阶段后转变了体裁，起初仍是诗话，后来则变为史料笔记。实际上，虽然《古杭杂记》最初的部分是以诗话的面貌出现的，但是从一开始，编者的兴趣便更侧重于历史而非诗歌。四库馆臣将此书著录于小说家类，而非诗文评类，也许便是读出了书中对于历史故事的特别关切。书中多数条目记载的并非是诗歌背后的个人琐事，相反，大都与朝廷政治关连，如御制诗、政治美刺诗，许多诗歌直接反映了理度两朝的政治历史事件。对读者而言，可借由阅读诗词而阅读南宋的史事、掌故。尤其可注意的是，编者亦常在叙述语中发表褒贬的意见，这些议论皆非率尔操觚的闲言，往往既有鲜明的观点，又饶有意味，例如：

姚勉为状元，常作是词，用六更事。昔宋太祖以庚申即位，后有五庚之说。五庚渐周，禁中忌打五更鼓，遂作六更。前辈歌诗闲有言六更者。理宗宝佑癸丑临轩勉作，大魁赋此，然则五更既可加为六更，六更之尽不可复加欤？（卷一《六更鼓》）

西湖苏堤上有三贤堂，杭人奉祠白香山、林和靖、苏东坡之所。稼轩辛幼安帅越时，刘改之寓西湖上，稼轩送以酒物，就招其过越，值雨，改之不果去，答以《沁园春》。后人谓改之此词与一大鬼说话，谓三贤皆诗仙，改之心慕乎三贤，是亦精神之感召，故心声不觉如是之发尔。不然，孔子梦周公亦可谓之与鬼说话乎？（卷一《与鬼说话》）

孔门弟子具称夫子以字。自唐以来，诗人多立号，后人尊之而称其号。二三十年来，虽贫儒下士以一斋一轩自名者，人辄以为道号而称之，况一命以上者乎？有题于旅壁者，乃草茅之言，似亦当理云。（卷三《道号》）

此类论说皆可谓得风人之旨，文笔也非常老练，绝非一般书坊作品雇佣下层写手随意敷衍者可比。《诗集》之外续出的部分，对政治的关切仍然一以贯之。《说郛》本的前十二条中，讽刺了袁樵卖酒、贾似道推排田亩等事件；后七条脱离了诗话体裁的笔记，也无涉委巷丛谈，而俱为朝政、礼法、风俗之事，持论颇为严正，既批判社会道德，又指斥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可见无论体例如何，《古杭杂记》的编者李有都是本着著史的态度精心结撰此书，而最能体现此书史的性质的莫过于《诗集》本卷三《上马裙泪妆》一条：

理宗朝宫中系前后掩裙，名曰上马裙，又故以粉点于眼角，名曰泪妆，四方效颦，其亦过北之谶乎？古云：

宫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宫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此处叙述理宗朝故事，诗歌却用汉代《城中谣》，显然，本则的主旨并不在于诗，作者意在评论历史，而诗话之形式完全成了一个幌子。

《古杭杂记诗集》武林往哲遗著本

二、《古杭杂记》与太学生

《古杭杂记》亦有一些条目记士林和民间的故事，如卷三《西湖柳》，记女子为士人殉情事，近似传奇小说。此外一个重要主题则是关于太学生的种种逸事。《诗集》本关于太学的条目有《太学前廊别厨》、《归美》、《养鸽》、《李瓘挂冠》、《无故犯罚》、《朱圈题名》、《函首乞和》、《善对》、《代言之失》共九则，占全书将近五分之一。《说郛》本又有“郑文妻词”、“易祓”、“萧轸”三则，也与太学生有关。四库馆臣评论此书“多理宗、度宗时嘲笑之词”，所谓“嘲笑”盖有两重含义，一则指对于朝政、奸臣的讽刺诗，例如书中数条讥嘲贾似道的故事；一则指带有谐谑性质的条目，关于太学生的若干逸事便是如此。例如《太学前廊别厨》一条：

太学旧例，职事颇侵诸斋食。盖由厨子辈观望，欲以献勤，是致诸斋食味不丰，有士人作俚语以戏前廊云：

尀耐前廊烝拯正职，减我外厨乘脤盛食，教人没个轻顷磬吃，愿得天雷俜品并霹。

又如《无故犯罚》一条：

率履斋生一夕集饮，一人歌唱声喧，直宿李官闻知，令甲头取问。直日供以读书声高，非唱歌也。又令供读书声高人姓名，时同集者俱有校定，偶一同舍在富阳县就馆，未有校定，遂以其姓名供上，后果遭罚。同舍戏作诗曰：

书读富阳县，声喧率履斋。闭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

这些有趣的逸闻说明编者接触到不少关于太学生的一手资料。此外若“郑文妻词”一则云：“此词为同舍见者传播，酒楼妓馆皆歌之，以为欧阳永叔词，非也。”也可以看出编者对于太学生群体有相当亲切的了解。

戴表元《送曹士弘序》记载了庐陵人与南宋杭州太学、京学的密切关系：

岁壬戌，余初游武林，识庐陵欧阳公权先生于秘书之署。其人清纯简重，虽居蓬莱道山间，而布袍蔬食之气，郁郁然见于眉睫。余时年少自衒饰，每从其所归，未尝不发惭面汗也。以杭学博士弟子，识拜刘先生会孟。会孟亦居庐陵，其人英爽峭迈，下笔造次数千言不休，而蹑之无复近世轨迹。至于清谈滑稽，四面锋接，一时听之，略与李谪仙人何远。然举足不忘欧阳先生，十有八九语称吾师。当是时，欧阳先生以迂废，高卧里巷不出。余受刘公之爱，于文字间特厚。未几刘公亦归。而余年长，四方之游从日以泛滥，其士大夫自庐陵来而喜与余交者，则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后入太学。太学之徒庐陵为多，余一皆识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强项、敦志业而好洁修者，欧阳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资高裁、多风声而精体要者，刘公之法也。

戴表元初为京学即临安府学生员，而刘辰翁于咸淳元年（1265）为京学教授，故二人为师生关系。南宋京学吸纳外地游士，“凡着籍其间，得以类申补太学诸生，人以比古之外靡”。戴表元大约也借由此途于咸淳五年（1269）升入太学，于是又发现太学中麇集着众多庐陵士子。欧阳守道、刘辰翁等庐陵名公在杭州成为侨寓乡党的领袖，庐陵人也通过太学与京学在杭州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到元初，太学虽然已为陈迹，但师生之间的联系仍然得到延续。汪元量行脚至庐陵，便特意拜会了太学旧友。他与赵文曾为同舍生，寄诗云：“六馆风流不可寻，形骸土木泪痕深。有时咄咄空书字，俗子宁知我辈心。”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为汪元量赋《西湖棹歌》十首，其中也写到太学今昔景象：“春燕弟子头船棝，三学诸斋日日争。宝佑坊街无角伎，西湖书院有书生。”而在杭州，故宋太学、京学生群体更加活跃。南宋投降时，元军主帅伯颜命令“学中要拣秀才人”，将一百名左右的三学生员掳到北方，道途亡死者众，至京仅四十六人，两年后得官南还的止剩十八人，都回到了江浙境内，有人还被授予了杭州教职。多数三学生员则躲过一劫，学废士散，有的人就此归乡，但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了杭州。据郑元祐记载，内附之初，游显为江浙行省平章来杭，“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可见逗留者为数不少。在元初杭城的文人群体内，许多名士拥有故宋学校背景，如诗坛名家浦城人杨载、衢州人吾衍，都出自于定居临安的太学或京学生家族。在月泉吟社中拔得头筹的福建人连文凤，也是由京学入太学的生员，他在元初的杭州度过余生，与同学刘汝钧、丁强父等人保持着往来。至元二十三年（1286），连文凤、刘汝钧等太学舍友还发起了祭奠徐应镳的活动：

丙子二月二十八日，迫太学生上道北行有日。经德斋徐君应镳字巨翁，三衢人，为文祭告土神，携三子登楼纵火自焚，不克，乃自沈公厨之井。长男琦，二十一；次男崧，十一；女元娘，九岁；同溺死。后十年丙戌，三山刘汝钧君鼎、连文凤伯正率同舍举四丧，焚而葬于南山栖云兰若之原，私谥曰正节先生。

这是方回对此次事件的记录，方回在咸淳年间曾任太学博士，故以教师身份受邀参与此事。同祭者还有林景熙、何梦桂等太学同舍生（何梦桂还曾担任太学录之职），各有诗文纪念此事。这次义举是一场太学师生的集体行动，显示了亡国后的十年间，学校这一关系网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不少故宋太学生对学校怀有深厚感情，例如福建人叶福孙，入元后便孤身寓杭，终老于太学故址之侧。有许多人乐于谈论太学故事，乃至整理太学文献。戴表元记述故太学生杨鹏举云：“余为咸淳诸生时，杨鹏举去太学久矣。然以乡里前后辈，见余辄说太学不休口。此其天资笃厚，绸缪旧故，岂如他人朝游暮忘、若逆旅相逢之为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编《太学登科题名》示余。”林景熙为周元龟作墓志铭，嫌行状所载有阙，于是奋笔补充了两件史事，一件为太学六士，一件为推排公田，正是对于宋末太学生群体而言感触最深的政治事件。可见留杭的太学、京学生们积极地讲述与传播着自己的历史记忆，因此，《古杭杂记》的庐陵编者不难从他们的社交场中得到这些原始材料，这样的推测虽然尚无绝对严密的论据，但应当不失为合乎情理的解释。

《皇元风雅后集》元刻本

本文原载于《中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为便于阅读，删去其中注释。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石勖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