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杭杂记》与庐陵采诗之风

除了关于太学的佚闻以外，《古杭杂记》的主体内容仍然是有关杭州的“宋朝遗事”，庐陵书坊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些史料的呢？显然，庐陵与杭州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元代庐陵地区的另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即“采诗”之风。

所谓“采诗”，就是收集各地诗人的诗作，将其编定成书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采诗官与《诗经》，但是元代的采诗活动性质已然大为不同，纯粹是一种民间活动，并主要兴盛于江西地区，江西内部又以吉安路即庐陵为尤盛。元初的庐陵人赵文便说：“今采诗者遍天下”，刘将孙也说：“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关注，杜春雷、杨匡和、黄二宁、史洪权等先生各有论文，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元人采诗的方法，主要是走访各地大小诗家，向他们索要作品。如安成（即吉安路安福州）彭丙翁、胡复初二人出门采诗，首先便来到吉安府城拜访当地诗坛领袖刘辰翁，刘辰翁“一见，喜其质可深造，繇是倾囷倒廪以付之”。另一种方法是从诗集中选录作品，如傅若金《邓林樵唱序》写道：“庐陵邓彧之，尝采诗至岳阳，得临湘邓舜裳所著集曰《邓林樵唱》者，来长沙以示余。”可见采诗人不仅征求零散诗作，还会以整部诗集为单位进行采访。第三种方法是从各种文献载体上搜辑逸佚，例如抄录题壁作品。刘将孙便曾向一位采诗人提出如下建议：“往先君子尝见教云：‘少时京华道中，爱观壁间留题，亦有佳处。玉山旅邸有题一词者，中两语云：“如许凉宵无可恨，恨只恨故人头白。”洎再过，则失其壁矣。’……念哉，学中，虽壁间者，且不可失也。”总之，江西采诗人力图通过种种手段，几欲将天下诗歌网罗无遗。风气流行之下，采访的对象进而越出诗的范畴，也有人开始采词。刘将孙便曾为萧学中、饶克明两位采词人作序，其中写道：“年来采诗多，未有及词者”，可见采诗之文体扩展的次序。萧、饶两人所采的词集今虽不存，但现存《精选名儒草堂诗余》一书，即为“庐陵凤林书院”所辑，有大德刻本存世，值得参考。此外又出现了采文者，如庐陵人刘岳申的友人刘孟怀便曾周游四方访求诗文，编为《崇雅》一集，其采访重点是宋代讲学家一派的文章。《崇雅》集虽然也已亡佚，但今存安福人周南瑞的《天下同文集》，也可视为同类的标本。

为什么江西地区会形成采诗（词、文）的风气？上引四家文章都尝试给出了一些解释。杜春雷、杨匡和、黄二宁三位学者的思路比较接近，概括言之，从背景上说，是因为江西地区文化自古发达，诗坛创作繁荣，士人有较强的文化担当意识，并且崇尚游历，士人领袖也鼓励采诗活动，等等；从目的上说，采诗一是为了保存文献，二是为了相互交流增进诗艺。这些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仍存在许多疑问。江西诚然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但何以文化的兴盛会表现为采诗的活跃？其次，保存文献与交流诗艺的确可以成为采诗的动机，但仅凭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采诗活动独盛于江西的事实。江南其他地域的士人也不乏文化担当、文学交流意识，但采诗者的数量却远不及江西。因此，上述理由尚欠缺充分的说服力。除了以上解释外，黄文还提及“元代还存在采诗功利化的现象，将采诗作为求仕干谒、售诗谋利的手段”，但只是附带论及。而史洪权则在此思路上有所推进，他将采诗者分为“江湖采诗邀利者”“有意千载之事者”两类，其依据是揭傒斯《与太虚书》，揭傒斯在此书中向友人介绍来自江西进贤的采诗人杨显民：

史文据此并举出若干例证认为，元代有一种“出于职业的需要”的采诗者，旨在邀名求利，借采诗结交达官权贵与文坛豪隽；同时有另一种采诗者，其动机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旨在以诗存人、互通诗艺，抑或借采诗替本地诗学张目。

史先生的这一区分无疑是有益的，而立论则较为谨慎。实际上，揭傒斯的言论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实，即认真严肃的采诗者实属凤毛麟角。尽管文坛名公们赠予采诗者的诗文多将他们比作先秦采诗官，似乎其目的主要是观风俗、察民情，但这只能是一种修饰的话语，因为这在元代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如果采诗的主导目的是纯文学的，恐怕也很难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江西采诗之风的社会根源，总体而言应该归因于利益驱动。所有采诗活动的最后一步都是刊刻。如吴澄《诗珠照乘序》云：“庐陵郭友仁，穷闾之士也，以采诗自名而行四方。诗有可取，必采以去，锓之木而传之人，俾作诗者之姓名炳炳辉辉，耀于一时。”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叙述葛生：“遂溯三峡，至于蜀都而止焉。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数年，得诗六百余篇。归庐陵，将刻而传之。”以诗存史、以诗存人的作用，最终都需通过出版得以实现，采诗者在外漂泊可以长达数年，但最终都要回到家乡，将作品锓枣刊行。

因此采诗行为必然要依托于江西特别是庐陵发达的刻书业。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一文虽然与采诗无涉，但很好地反映了庐陵文化事业之影响力：

云南使者不远万里专程来到庐陵铸造礼器及购买书籍，可见庐陵的对外文化交流颇为兴盛，文化产品行销各地，而书籍正是其中重要品类。庐陵作为江西的出版业中心，经营经史子集各类图书，书籍市场对于诗文选集理应存在一定需求，采诗者们收获的作品也可在此得到便捷的刊刻。

采诗之风的另一个重要成因，诚如黄二宁先生所指出的，是江西人的远游风气。此风之显著，本地与外地士人都有亲历体验，袁桷曾云：“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庐陵当地人也认为：“日吾党士之东下者舟相望，所可知者已百许人，何如其多也！”然而，虽然间有批评的声音，但即使是地方士人领袖，也坚定地支持士人游历，如刘将孙在《送倪天全序》中大篇幅地回忆了宋末游士拜谒贵邸的盛况，而后评说道：

其《送戴石玉序》亦云：

刘将孙所描述的游士，完全是干谒权门之流，在一般社会观念中，这类人是受到轻视的。然而庐陵地方领袖却其极力赞成这样的行为，则可见其地士风、民风如何了。

发达的刻书业与游历风气相结合，于是形成了采诗之风。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云：

可见行走江湖的庐陵游士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采诗不过是其中一种。前文提及的采诗人杨显民也是一位游士，曾计划“游秦淮，历齐鲁之墟，过泰山，拜孔林，而迤北至于京师”。他后来归乡隐居，在乡里口碑颇佳，被称为“终不肯一出以干时取誉”，“江南之士渐其泽”。大约他相对于一般采诗人来说，是比较纯粹的文学人，确以保存文献为职志，功利意图没有那么浓厚，所以才受到了揭傒斯的另眼相看。

有时，采集诗文的形式不止是访求，还可以征集，后一种形式的商业特性尤为明显。《山房随笔》记载了一则趣闻：

罗氏足不出户，外地诗人主动地上门投诗，可见庐陵人几乎将编选诗集做成了一门产业。在今存若干元代庐陵人编选的总集中，能看到不少这样的痕迹。例如周南瑞所编《天下同文集》，目录后有“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的九字刊记，四库馆臣评论道：“其体例与今时庸陋坊本无异。”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目录页后也有刊记一则，曰：“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士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这则广告性质的刊记与《古杭杂记》目录后的识语如出一辙，可知两部书籍的编撰方式大致相近，都是成系列地编刊。而孙存吾《皇元风雅前集》有虞集序，其中提到：“清江傅说卿行四方，得时贤诗甚多，卷帙繁浩。庐陵孙存吾略为诠次，凡数百篇。”卷端则署：“旴江梅谷傅习说卿采集，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编类。”《皇元风雅》的两位编者傅习与孙存吾存在着有趣的分工，傅习负责出外访诗，孙存吾则坐镇庐陵负责编定。孙存吾家有“益友书堂”，为范梈、虞集刊刻过诗集，是出版业中老手。

如此源源不断的采诗、集诗、编诗活动，无疑是以逐利为目的的。元末杨维桢在为上海人释安所编《蕉囱律选》时写道：“是集行，则《皇朝风雅》之选于赇者，君子有所不遗。”《皇朝风雅》概即《皇元风雅》，元代以此为名的诗集今存两种，其一即上述傅习、孙存吾所编者，其二乃建阳人蒋易所编。而蒋易所收集的诗作的一大部分，来源于其师杜本的积累。杜本是江西清江人，除《皇元风雅》外自己还采编了《谷音》诗集。此外，采诗人中的傅习、熊思齐等人也都来自清江，足征清江乃庐陵之外另一处采诗者渊薮。总之两种《皇元风雅》都是江西采诗的产物，无论杨维桢在这里指斥的是哪一种，都说明江西采诗业存在“选于赇”的情况。采诗者不仅通过销售诗集获取利润，选诗也可带来直接的收益。采诗活动“以诗存人”的宗旨，并不单纯是历史责任感的体现，看来也是深刻地抓住了中下层文人企图留名的普遍心理。

以上论述已经说明，《古杭杂记》很可能是庐陵采诗之风的产品，而庐陵人李有之所以要编写一部以杭州为题材的作品，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杭州作为南宋的象征，为读史者所热切关注，另一方面，杭州作为江南第一都会，人物荟萃，号为“东南诗国”，因而也是采诗者的重要目的地。彭丙翁、胡复初出乡采诗时，有人赠诗送行道：

显然采诗者的下一站便是杭州。刘将孙《送临川二艾采诗序》也写道：“自此而杭，而金陵，予之欣然跃然为何如哉。”杭州文人也常遇到来自江西的采诗者，如张雨赠庐陵人陈仲诗云：“载酒人稀徒好事，采诗官废失编年。”陈仲不知是不是采诗者，但张雨提及采诗，至少是有意地将庐陵人与采诗联系到了一起。郑元祐居苏州时，与江西采诗人杨季民有往来，记述道：“季民沿江入浙，而遂留于吴者几一年，见人所赋诗一篇一什，辄皆采而录之。”可见杨氏之前也曾在杭州居留过一段时间，以采诗为业。

元代庐陵地区生产的以杭州为题的书籍，除《古杭杂记》外，还有杂史作品《钱塘遗事》。其作者刘一清，在《说郛》中题为“武陵人”，但《钱塘遗事》与《古杭杂记》两书有若干条目互相重合，王瑞来先生即以此作为证据之一，论证刘一清的真实籍贯亦为庐陵。其结论可信与否尚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两书文本的亲缘关系是确凿无疑的。如前文所述，采诗者的采访对象包含了诗、词、文各体作品，那么如果再扩大范围，将掌故逸闻涵盖在内，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甚而言之，即使并非专门的采诗者，每一位在杭游历的江西人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参与此地的言论世界，在元初的故都杭州，关于南宋的口头与书面文本正大量流传，士人非常易于接触到各类记忆、言论与史料。因此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杭州活跃着一批江西籍游士，他们采集诗文，同时也采集关于南宋的史料、故事，他们将这些资料带回江西，庐陵书坊于是出版了各地文人的诗词文章，也出版了各种史料笔记，而两者混合的形式，便是《古杭杂记》。

《说郛》卷四 张宗祥校本

四、小结

李有作为庐陵人，得以撰写一部以杭州为题材的书，背后反映了庐陵与杭州两地的密切文化交流。两地各为江西与江浙两省的文化中心，大量的流动士人成为它们之间的联络者。从《古杭杂记》这部著作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两条重要的联系纽带，即太学生与采诗人。南宋太学吸纳了大量庐陵士人，而元初杭州的太学生群体保存着他们的文化记忆，为著述者提供着采撷的资源。庐陵的商业出版与游历之风相结合，形成了采诗风气，庐陵人主动地访问江南各地，搜集文献，编刊作品。这些人际关系网使得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在地域之间传播，于是关于杭州的种种记忆在一千七百里以外的江西庐陵得以结集。《古杭杂记》不仅是一个书籍史的微观案例，也使我们看到元代江南的各个地域是如何组成了活跃的文化共同体，各个地域都在文化格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本文原载于《中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介绍：石勖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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