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距今1.2万年开始，杭州可能已经逐步迈入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只是由于诸多的客观原因，目前尚未找到早期遗址。但自1990年以来，地处钱塘江南岸跨湖桥遗址的重大发现与发掘，却是 一件惊动史学界的大事，令人刮目相看。

萧山湘湖风光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何天行先生在萧山湘湖进行考古调查 时，就在盛家港后到瓦窑的湖边山麓地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 陶片。[1］到了70年代，地处湘湖跨湖桥的杭州砖瓦厂，有位厂医陈 中缄先生又常在该处捡到若干史前石器和骨器。此后，砖瓦厂挖湖 取土时仍陆续有文物发现，可惜均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90 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热心保护文物的群众报告 后，跨湖桥遗址才被文博部门发现，从而打开了这一地下文化宝库的大门！

图2-7 1990年跨湖桥发掘区（采自《跨湖桥》)

图2-8　跨湖桥遗址地理位置图（采自《跨湖桥》）

跨湖桥遗址地处钱塘江南岸，位于萧山市（2000年改为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村的湘湖之滨。1990年10月至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30平方米。依其土质土色的不同，依次划分为9个地层，其中的第2至第9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 积，厚约2米，内涵同属一文化类型， 大致可分为早晚两大发展阶段。

这次发掘清理出建筑遗迹7处和25个灰坑，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和石器， 以及少量的木器、骨（角）器、木构 件、彩绘陶片与古动物、古植物遗存陶器以手制为主，轮制或轮修也有一定比例，质料习见夹炭陶和夹砂陶，其次为粗泥陶和磨光黑 陶，夹蚌末陶与红陶数量较少，同时 还见有一些彩绘陶片。大部分陶器为 黑色，系先分段制作，然后再粘接；有的还在颈部与口沿连接处外侧附加 上泥条，形成口沿向外弧突的形式。 器型有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 不见三足器。种类主要是釜、罐、 豆和圈足盘等，此外还有钵、甑、小罐、支脚、器盖及纺轮等。陶器 装饰多施于釜类，其他则以素面居多，纹饰有拍印绳纹、刻纹、捺印、镂孔、堆纹及彩绘，尤以盘口、卵形腹和尖圜底的釜类和竖向与斜向交叉拍印形成的菱格状绳纹装饰最具特色彩绘纹样有条纹、曲折纹、十字纹、花卉纹或太阳纹，且常与圈足上的镂孔组合成图案装饰石器较为单一，主要是锛，以及少量的磨盘、镞和璜等。木器有锥、镞、杵、器柄和桨形器等。骨（角）器主要有耜、锥、匕、哨、针、镞、勾勒器、菱形器和锯形器等。此外，还发现有一些木构件、古动物遗骨或角与牙齿等。经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碳-14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表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距今已有8000～7000年，是浙江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遗存。

为进一步充实跨湖桥遗址的考古资料，全面探索其文化内涵，2001年10月，浙江省文 物考古部门又对跨湖桥 遗址进行第二期发掘，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并修补复原了 一大批陶器。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院实验室测定出遗址年代的 上限为距今8000年。

萧山区人民政府等部门为 此还在2002年3月举办了跨湖 桥遗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 各地有关的考古专家来共同讨 论。严文明教授指出：跨湖桥 遗址的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我们要认识它，关键要建立新的 思路，不套老框子。

2002年10月至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期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又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等，以及灰坑、木桩、篾编织物、植物与动物遗存（骸）等，并对遗址的“湖”相堆积有了一定的认识。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出土了一条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以及“中药罐”与木弓（标本T0512A：17，残长121厘米）等。此条独木舟呈菱形，其舟体和前端头部基本保存较好，唯舟体后端已残缺，残存长度560厘米，残宽53厘米，舟舷厚度3～4厘米，舟舱深仅存15厘米，距今年代为8000～7000年，为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实物，弥足珍贵。

2003年至200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会同萧山区博物馆（原称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跨湖桥遗址东北面约2公里的下孙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550平方米，探明其文化堆积较薄，器物种类也较为简单。同时还发现灰坑60多处，以及红烧土遗存与木构建筑遗迹等。值得一提的是，灰坑中多见有炭 灰，以及一些鱼类、贝壳类残骸堆积，还发现有少量的稻米或菱角 遗存，灰坑底部有的还垫着苇席类编织物。

下孙遗址出土陶器中的釜、钵、圈足盘、罐等器物群的形态特 征与跨湖桥遗址基本相同，石器也同为青灰色沉积岩制成，诸如石“线轮”等特殊器物，均不见于江南其他史前遗址，表明两者文化 内涵和距今年代相同。通过这次考古发掘，不仅对其文化内涵加深 了认识，而且还对遗址的形成和废弃时间及海侵导致钱塘湾河口的 地理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因而，在2004年12月举 行的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暨《跨湖桥》报告首发式上，有不少专 家学者都提出了“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以打破浙江新石器时代以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为纲领的格局，从而开拓了中国东南沿海 地区史前考古的认识视野。

综观跨湖桥与下孙遗址内涵可知，它是以夹砂陶和夹炭陶为主 要陶系，此外，还有少量的夹蚌（壳碎末）陶，其显著特点是胎质 中都含有炭的成分，且胎色偏黑。非炊器类容器的表面大多见有陶 衣装饰，色泽以红为主，其次有灰白、灰黄，以及黑色陶衣和彩陶 等。尤其是黑色陶衣，均经过打磨光亮，体现出较为成熟的陶艺成 就，同时还出土了内外黑亮的罐和豆类器物及外红内黑的陶豆、陶 钵和陶盆等等。彩陶多施于罐、圈足盘和豆三种器型之上，有厚薄 之分，厚者色泽以乳白色居多，薄者可见红彩，淡黄或黑彩较少。

彩纹有条带纹、波浪纹、环带纹、太阳纹、火焰纹、十字纹、垂挂纹、网格纹等等，常见多种纹样组合成图案纹饰。而陶器上的拍印纹饰主要为绳纹，有竖绳纹、斜纹和交叉绳纹等，多施于釜、甑之类；其次有少量的米粒纹、篮纹、方格纹、菱格纹和刻画纹等。陶容器的器型均较规整，厚薄均匀，表明当时的制陶技术已较成熟，而且慢轮修整技术已经出现。

跨湖桥遗址出土陶器以圜底器最多，约占79%；圈足器次之，约占18%；平底器最少，约占3%。器型基本可分成釜、罐、钵、盆、盘和豆六大类，此外，又有少量的器盖、纺轮、线轮、支脚等。

釜　出土数量最多，约占陶容器总量的52.6%，是当时的主要炊器。造型以侈口束颈、折肩弧腹或扁腹，圜底或尖圜底为主，有的外口沿下附对称的鸡冠状或舌状的 。少数为敛口或 盘口，溜肩，鼓腹或扁腹，圜底等。

罐　数量较少，约占陶容器总量的16.9%，多属泥质的夹炭黑陶制成，造型富于变化。以口沿稍外侈，尖圆唇，高颈，折肩深腹，圜底或小平底，肩颈部附一对器耳的罐类较多见。其次为罐口较小，多呈喇叭状，广肩鼓腹，无器耳者。此外，又有敛口折肩或束口广肩，肩颈间附器耳，以及侈口高颈，斜侈肩下对称附有鸡冠形 者和直口高颈，折肩扁腹，圜底，颈肩间附半环形器耳等罐类形式。其中T0410A：24 的器耳上，见有用软“笔”写的类似于“田”字符号，颇值得玩味。

钵　均为泥质夹炭陶，出土数量约占陶容器的4.7%，器表色 泽有外红内黑、内外均黑、内外均红三类，尤以外红内黑者最具特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石器（1.侈口卵形 色。器型有直腹，口微 腹釜　2.平底双耳罐　3.侈口折腹钵　4.折敛口高把豆　5.直口折肩扁腹双耳罐　6.敞口大圈足盘　7.折敞，折圜底，肩双耳罐（残） 8.石锛　9.弧背型石锛）3）和直口直腹，折圜 底，以及扁圆腹，束口或折敛口，圜底或平底等造型。

圈足盘和豆　出土数量较多，约占陶容器数量的20.2%，也属泥质夹炭陶，器表有黑、外红内黑、内外红等色泽。然因多属 陶片，完整器很少，故圈足盘和豆颇难以区分，大凡圈足盘的圈 足较宽矮，而豆把（柄部、圈足部分）较细高。一般来说，圈足盘的造型习见侈口折腹，底置宽而低 矮的圈足，上有镂孔或组合装饰；少数为折敛口，浅弧腹。豆的盘 部以敞口折腹居多，豆把则习见上部呈筒状，近底部外撇。

盆　均为泥质夹炭陶，出土数量约占陶容器的0.6%。一般为敞 口，斜弧腹内收，底设矮圈足。也有口微敞，或折腹大圈足的造型。

此外，器盖大多作浅浅的覆盘状，上设杯形或蘑菇形纽。支脚 为夹细沙的红褐或灰褐陶，一般均呈上小如半球形，下大底平，中束腰的粗硕而低矮的蘑菇形。也有的则体形较高，上部向内侧倾 斜，形成小斜顶的扁方体角状。纺轮大多以陶片打制成圆形，边缘 稍加打磨，中钻一孔的常见形式。线轮呈圆扣状，外缘有凹槽，其中有的线轮出土时槽间还缠绕着纤维质线圈，为他处所未见。

尤应记上一笔的是，遗址中出土有一件残破的绳纹小陶釜，内盛有一捆经煎煮过的 植物茎枝。有人曾以此为据，认定它是一种原始茶，小陶釜应为 茶釜，进而宣称“饮茶文化创始 于中国古越人”。其实，此小 陶釜中的植物是以茎枝为主，并呈捆状，长约5～8厘米，单枝直 径一般在0.3～0.8厘米间，共约 三十余根，纹理结节均很清晰， 说明茎枝稍粗，叶并不多，且饮 茶是源自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煎药祛病比之于饮茶，不仅更为重要，而且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 故该捆植物茎枝最大可能应是中草药材，此陶釜可能即为一种“中药 罐”，这为我国中草药的起源提供了 实物证据，研究价值很高，弥足珍贵 自不待言。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石器，主要 有锛、斧、凿、 镞、锤、磨棒、磨石和璜形饰件，大多不见有穿孔。骨、角器以动物肩胛骨、肢骨、肋骨、头骨及鱼骨、鹿 骨为原料，器型有耜、锯齿形器、 锥、钉形器、镞、针、匕、哨、叉、 匙、鹿角器等等，木、竹器有锥、 叉、弓、镞、勺、桨、铲、器柄（图2-20、图2-21）、棒杆形器、双尖形器、独木梯、砣形器、槌形器、盘等，以及一些木构件和以竹或芦苇篾 条编成的席或器物等等。

关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目前多被认定距今8000～7000年，其实， 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陶器都以夹炭陶和器表呈黑色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灰褐色陶，器型也多有釜、罐之类，且不见三足器。其中的陶釜同样盛行拍印绳纹及附加鸡冠形 或突脊，只是跨湖桥拍印的绳纹以略呈菱形状的交叉绳纹较多，附件突脊也不 如河姆渡那样盛行，但圜底近平状的筒形釜和敞口圜底釜（编号7445），以及用陶片再加工而成的圆饼形纺轮，两地则基本相同； 陶罐的口、颈至肩部之间安设半环形双耳的风格，直口直腹、折圜 底和折敛口斜腹小平底的钵、圈足盘、敞口折腹大圈足的豆，以及器盖与陶支脚也很相近。河姆渡的彩绘陶虽没有跨湖桥丰富， 却都是先施陶衣（白色居多），再以软“笔”绘出纹饰；同时， 两者也都表现出对太阳的挚爱。跨湖桥遗址出土木器 中的锥、镞、槌、桨、刀、铲、双尖形器、棒杠形器、砣形器、器 柄（尤其是石斧或石锛的木器 柄）与木构件、柱洞、柱础和 石器中的弧背型锛、斧、镞、 璜、砺石、磨盘，以及骨器中 的锥、哨、针、匕、匙、钉形 器、笄、凿、器柄、锯形器、 梭形器及苇编等等，则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几乎完全相同，这不仅反映出两者间的年代相差不大，而且 还是彼此之间有着文化交往的物证。

再从跨湖桥遗物与马家浜文化分析，跨湖桥出土的弧背型石锛、石璜，骨器中的镞、针、锥、匕、凿和角质的勾勒器、锥 及木镞、木器柄、木构件等，均习见于马家浜文化。尤其是骨耜， 不但与桐乡罗家角遗址的骨耜相似，而且在骨臼部位开凿竖向銎的 特点，也与河姆渡和江苏省海安县青墩遗址的骨耜风格相同。跨湖 桥遗址也有少量的扁腹釜和外红内黑豆与夹蚌末陶器，敛口罐肩部 的双耳也隐现牛鼻形器耳的雏形。至于带“井”字形木框架，底垫 苇席的灰坑H17，在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下孙遗 址那种带有竹、芦苇或植物杆印痕的红烧土块，河姆渡也常有出 土。跨湖桥出土的侈口釜（T204：8）不仅与安徽省潜山县薛家岗第 一期中的陶釜（T20：46）造型相同，而且其彩绘方法和纹饰特 征，也与南京北阴阳营、高淳县薛城和句容县丁沙地下文化层等遗址同类器风格很接近，说明其年代不应相距太远。值得指出的是，跨湖桥遗址所出陶器的器壁比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薄而规整，并已出现轮制或轮修技术，而且胎质较坚硬； 尤其是还出土有一种表施陶衣，且经打磨光亮的磨光黑陶制品，显现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和桐乡罗家角第四文化层先进，由此联系到跨湖桥、下孙遗 址和河姆渡遗址相距不足100公里，也无大的山川阻隔，与跨湖桥 相去不远的诸暨市楼家桥遗址和相邻的萧山区舜湖里与乌龟山遗址都有河姆渡文化类同的陶 器发现。而供碳-14年代测 定数据的标本常受地层周围 环境影响，2001年和2002年所测9个数据又与层次关系略有颠倒，故所测结果只供参考。因此，跨湖桥、下孙遗址的年代下限应与河姆渡、马家 浜文化的早期有所交叉重合，其年代上限不宜过早，定其距今年 代为7500～6500年是比较合适的。

由于下孙和跨湖桥遗址发现有以海水水域为生存环境的硅 藻，如海链藻、小环藻、辐间藻等，故跨湖桥、下孙遗址的淹 没与毁弃原因，被认为是距今年代7000年左右的“卷转虫”海侵顶峰期所致的结果，也就是说遗址是因海侵而废弃。其实， 从海侵到海退，再到人类来开发定居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少说也有数百年，多则上千年），且被淹没的范围相当广大，同一区域而又海拔高程相同的遗址也必有显现或遗下相应的海相沉 积，可与之相去不远，地理环境相同，且年代又基本相衔接的 河姆渡与马家浜文化遗址，不但都未找到与海侵、海退相关的 实质性的证据，考古发掘资料昭示出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在当 时反而获得了发展，所以跨湖桥和下孙遗址因海侵而废弃的主 张尚欠斟酌。其实，这应该是与当时钱塘江河口变迁或著名的“钱江潮”涌潮冲积等作用的结果。又因为与跨湖桥同类的遗址 目前发现很少，分布区域又太小（只有跨湖桥和下孙遗址），墓葬、房屋建筑及至聚落形态均不清楚，研究工作也仅处在探索阶段，其文化内涵是 否来源于浦江上山遗址 和嵊州小黄山遗址，而继承者是河姆渡文化， 抑或马家浜文化或者与 其后的诸暨市楼家桥遗 址、萧山区舜湖里、乌 龟山和金山遗址早期有 关系，均尚待进一步研究。根据跨 湖 桥 具有一定的独特文化个性，晚期文化内涵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共性较大，表明两者既关系密切 而又有区别。所以，笔者认为跨湖桥文化的年代下限大致为距今6500年左右，即与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年代有所衔接，或有段共生共存时期；也就是说跨湖桥文化的继承者，很可能是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先民。